《我的妈妈林徽因》 作者：梁再冰

        四川气候潮湿，冬季常阴雨绵绵，夏季酷热，对父亲和母亲的身体都很不利。我们的生活条件比在昆明时更差了。两间陋室低矮、阴暗、潮湿，竹篾抹泥为墙，顶上席棚是蛇鼠经常出没的地方，床上又常出现成群结队的臭虫，没有自来水和电灯，煤油也须节约使用，夜间只能靠一两盏菜油灯照明。

        我们入川后不到一个月，母亲肺结核症复发，病势来得极猛，一开始就连续几周高烧至四十度不退。李庄没有任何医疗条件，不可能进行肺部透视检查，当时也没有肺病特效药，病人只能凭体力慢慢煎熬。从此，母亲就卧床不起了。尽管她稍好时还奋力持家和协助父亲做研究工作，但身体日益衰弱，父亲的生活担子因而加重。

        更使父亲伤脑筋的是，此时营造学社没有固定经费来源。他无奈只得年年到重庆向“教育部”请求资助，但“乞讨”所得无几，很快地就会为通货膨胀所抵销。抗战后期物价上涨如脱缰之马，父亲每月薪金到手后如不立即去买油买米，则会迅速化为废纸一堆。食品愈来愈贵，我们的饭食也就愈来愈差。母亲吃得很少，身体日渐消瘦，后来几乎不成人形。

        为了略为变换伙食花样，父亲在工作之余不得不学习蒸馒头、煮饭、做菜、腌菜和用橘皮做果酱等等。家中实在无钱可用时，父亲只得到宜宾委托商行去当卖衣物，把派克钢笔、手表等“贵重物品”都“吃”掉了。父亲还常开玩笑地说：把这只表“红烧”了吧！这件衣服可以“清炖”吗？

        三叔到李庄后肺病也复发了，病情同母亲非常相似。父亲对兄弟和妻子的病都爱莫能助。他自己的体质也明显地下降，虽然才40多岁，背已经驼得很利害，精力也大不如前了。

        1941年春天，正当母亲病重时，三舅林恒（空军飞行员）在一次对日空战中牺牲，外婆和母亲后来得知都为此伤痛不已。三舅的后事是父亲在重庆时瞒着母亲到成都去办理的。

        后来，又传来了天津涨大水的消息。营造学社的一批无法带到后方的图片资料当时寄存在天津一家银行的地窖中，涨水后全部被淹毁，这是父母和学社成员多年心血的积累，所以父亲和母亲闻讯后几乎痛哭失声。

        尽管贫病交加，挫折一个接一个，但父母亲并不悲观气馁，父亲尤其乐观开朗。他此时常教我读些唐诗。杜甫的“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是全家最喜爱的诗句之一。

        生活愈是清苦，父亲愈相信那“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的日子即将到来。他从来不愁眉苦脸，仍然酷爱画图，画图时总爱哼哼唧唧地唱歌，晚间常点个煤油灯到他那简陋的办公室去，由于背的毛病，头已“重”得抬不起来了，画图时就找个花瓶来“支撑”自己的下巴。

        他仍在梦想着战争结束后到全国各地再去考察。有一次我听到他对母亲说：如果他今生有机会去敦煌一次，他就是“一步一磕头”也甘心情愿。母亲不发烧时也大量读书做笔记，协助父亲作写中国建筑史的准备。她睡的小小行军帆布床周围堆满了中、外文书籍。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了。父亲所盼望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的日子快要到了。但是，他已衰老许多，母亲的身体也很难恢复了。这一年，他陪母亲到重庆检查身体一次，医生悄悄告诉他，母亲将不会很久于人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