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蕾2011年搬到宋庄，而她和美术馆的渊源要追溯到更早些时候。当了一年馆长之后，栗宪庭为了美术馆更规范化、专业化，从2007年开始，他不止一次地找过方蕾，希望她来接任。
那时，方蕾刚刚帮助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拿到位于798艺术区的空间，开始了进驻中国的一系列筹备工作。“做过尤伦斯，我特别知道一个美术馆要怎么花钱、应该是什么范儿。宋庄美术馆这么大一个体量，我说我做不了。”
和尤伦斯的合作到后来并不愉快，方蕾失望至极，搬到了宋庄，“想过点儿桃花源式的日子，远离不必要的纷争”。受这场不欢而散的影响，她继续回避宋庄美术馆的邀请。
直到2012年，方蕾得到消息，说村里要把美术馆的场地改作他用了。
在方蕾心中，宋庄美术馆地位特殊。
坐落在这片野蛮生长起来的艺术家群落里，它和中国当代艺术共生共荣，代表着它的状态和水平。“一般来说，美术馆要不就是地产背景或者金融机构背景，或者是私人的，宋庄美术馆不一样，它是完全从艺术中生发的，在中国艺术界独一无二。”
方蕾留着一头蓬松的长卷发，声音爽朗，心直口快，是个急脾气。从早年学艺术、画画，到后来成为小有名气的策展人，对于推动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她始终抱有一腔热忱。
经过一番思虑，她接手了宋庄美术馆，条件只有一个，村里不要插手。而代价是，除了免除五年的场租，村里也不再给予任何资金支持。
“你要花别人的钱，别人可能会对你有这样那样的要求。”采访那段时间，离宋庄美术馆不远的一家美术馆正在举办通州区的一个科技展。方蕾拒绝这样单纯出租场地的模式发生。
方蕾开始了一系列调整。先是固定开闭馆时间。原来，参观的人来之前经常要电话询问是否有展览，有的话拿钥匙开门看一眼。“现在我们不回答这个问题了。”
开馆时间确定为每周二到周日，早十点到下午五点，周一闭馆。
接着就是重组团队，重新培训展务人员，撤掉一批活动展墙，调整馆内设施。展览开始以一年为单位进行排期，2012年办了9场，“我的想法就是频率快一点，让外界感觉我们一直有活动”。一年后，一切逐渐步入正轨，方蕾开始放慢速度，变成一个半月或是两个月一个展。
因为坚持美术馆的非盈利性质，钱成了时刻困扰方蕾的问题，所有费用都需要她自己承担。“这样的话她出门就背了一个大包袱，非常辛苦地去四处找钱。”廖雯说。
为了节省经费，本身就是策展人的方蕾策划了大部分的展览。“一年五到八个展，我会安排这些展览是不同风格、不同面貌、不同形态、不同人群的，让它们看上去不是一个人做的。”
在她看来，对一个真正的美术馆来说，最重要的是它是否具有学术价值。曾有人建议，直接找12个艺术家，一人做一个个展，一年就过去了。方蕾觉得无聊。“我不会做一般意义上重复的事情，太没有挑战了。”
她就这么闭着眼睛做了五年。硬着头皮，像守护自己的作品一样一心扑在美术馆上，却根本不敢看外界的任何东西，也不去和别人谈理想与策略。她害怕自己的注意力被分散。
作为宋庄美术馆馆长的这几年，由于经费紧张，方蕾亲自策划了近三十个展览。
五年间，方蕾的生活就是一个展览接着一个展览，没有时间回头看，也没有精力留给人情交际，只有眼前最实际的问题。前一阵她仔细想了想，这几年来了又去的工作伙伴加起来已经多达几十人，而她已经记不起他们的名字，甚至连微信也都在离开后删除了。
她在“宋庄的冰火两重天”中低头狂奔，一边是艺术和学术，一边是基层的村民和村干部。“立足小堡村，放眼全世界，你知道有多难吗？”2016年接到无条件收回的通知后，那种熟悉的寒心和受伤又一次翻涌而出。她一直认为只要努力去做，自然会被看到和认可，但现在，过去的付出似乎成了梦幻泡影。
她从云南回到宋庄，开始给美术馆“减速”，并且决定不再理睬村里。2016年正好是宋庄美术馆的十周年纪念，方蕾按着原计划完成了最后6场展览，算是给自己和美术馆一个交代。
但最后一场展览，并不是一个圆满的句号。2015年10月，美术馆发起公开征集，希望为每个艺术家做一个小档案柜，其中放置对他们的艺术生涯来说意义特殊的物品。“展览有点难，艺术家可能要思考很久，所以我说尽可能给他们多留时间”，截止日期被定在了一年后的6月30日。
到了2016年10月5日，开幕前10天，他们只收到220件作品，远远不到预计的500件。看着偌大的展厅，她崩溃了。
“我以前特别要求完美，特别怕丢人，可能还有点粉饰的心态，虽然我们穷，但是我们来了客人还得体面一点。后来我才发现，所有人都不在乎完美这件事情。最后宋庄美术馆十年，是，好不容易熬出来十年，这个生日也过了，大家对它就是这么一个态度，这都是客观事实，它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很真实。”
展览办完，方蕾彻底泄下气来，遣散了员工，将过去的五年统统打包，和美术馆一起交还小堡村。
以为尘埃落定时，变故又生，村里不接收了，希望她继续之前的工作。“过去的一年其实就是一个慢撒气的过程，慢慢地减速，停下来，现在他们说你再继续开，再开个一万公里。不去，打死也不去，太吓人了。”方蕾叹了口气，“接美术馆的时候，我就知道它特别难，但我不知道难在哪儿，所以只能一心往一个更有质量的方向上去。现在知道了，很难再重启了。”
如果重新开始工作，势必要在艺术上“更进一层”，这意味着更多的资金投入，但村里无意提供。快言快语的方蕾突然陷进了沉默。放不下美术馆，又无法朝前走，她困在了这个僵局里，最终还是决定离开。采访结束的那天，她带着我夜游宋庄美术馆，算作最后告别。
极 限 自 由
同样陷入僵局的是栗宪庭与崔大柏自上世纪90年代起建立的情谊。
栗宪庭发现，近几年，村里已经把自己从关于宋庄事务的讨论中排斥了出去。“一开始所有政府的事都来咨询我，现在都怕沾上我。”
“不是不用你了。”村支书崔大柏解释，“现在不是起步的时候了，那时候你更专业，给这个艺术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个不可磨灭。但现在到了另一个时期，你可能对其他的人，比如说国画，你对其他的艺术可能不感兴趣，或者有排斥心理。那我作为领导就不要再把你推到第一线了。该回避的回避，该你当主角的时候你就是主角。”
在北塘艺术区以外，越来越多外观相似的艺术园区拔地而起。崔大柏表示，小堡村正在坚决地走艺术小镇的路线，目的是让艺术家有稳定的创作空间和居住环境。另外，村里正在做申报国家文化特色旅游小镇的规划，之后艺术家的创作区和商业区、旅游区要严格地划分开来。
小堡村的主干道徐宋路的两边尽是各种类型的艺术空间，更多的建筑还在兴建中。
仍没有离开宋庄的艺术家中，现在大致有三类人，一是像方力钧那样功成名就的艺术家，有着动辄上千平米的工作室；二是2008年后搬进来的体制内画家，隶属于中国国家画院，工资和社保都由单位承担；剩下的，承受着房租疯长的压力，又面临着市场和经济衰落带来的困境，处境颇为艰难和尴尬。
湖南人廖建华和福建人李满金就属于最后一类。他们在宋庄认识、结婚、生子，一直租房子住，生活与创作的双重困境折磨着他们，但每到几乎弹尽粮绝的时候，又总能卖出点作品，令一切得以继续。“艺术就是天上有个太阳，”廖建华说，“你永远想靠近它，你又永远都靠近不了，但还是有很多人愿意为它牺牲，为它不顾一切。”
来宋庄的理由很单纯——环境纯粹，生活成本低。“就觉得这个地方是画画、搞艺术的地方，灰灰的，都是那种很破的农村，没有公交车、没有宾馆，什么都没有。”当时李满金住在一间三四十平米的屋子里，一个月的租金仅仅150块钱，廖建华租了个院子，每个月也不过500元。这样一待就是十几年。
栗宪庭面临的困境更令人绝望。
2013年，连续办了九年的栗宪庭电影培训班被叫停。镇里的新党委书记上任，对待流浪艺术家的态度从之前的积极合作，又变回了“会造成社会不稳定”。
“这些人的认识又回到最初的时候了。”看着乌托邦的幻想彻底破灭，栗宪庭心灰意冷，不再和村镇政府打交道。
这几年的变化，张鉴强也看在眼里。“栗老师是文化人，太理想主义了，想要求政治家跟你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这怎么可能。”
“过去说，哀莫大于心死，聂绀弩说哀莫大于心不死。不死的悲哀更让人焦虑。”
栗宪庭开始睡不着觉，想着这些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我承认我是有精神病的。”
和心灰意冷的栗宪庭不同，廖雯想得更开一点。她一边继续策展，并且进行当代艺术表演方面的尝试，一边扮演着大家长的角色，帮宋庄艺术家们处理着“家事”。
但栗宪庭电影基金的遭遇，也让她认清一个现实，对于现在的宋庄，“艺术造镇”实际上已成为承载着商业目的的项目，因此求稳是第一要务。“如果你想搞什么实验的东西，他们不管懂不懂都会觉得有问题，聚集的人多了，他们也会觉得不安定，就不会让你干。”
廖雯对中国戏曲表演有着多年的研究，“比对美术还迷恋”。她一直想有一个空间折腾当代表演，2005年因“身先士卒”盖工作室而阴差阳错地实现了。剧场建了八年，虽然建筑面积有一千多平米，但廖雯设计的舞台却比一般的舞台更小，也更高一些，形状四方，和立面通过弧形连接，没有座椅。“我故意让它有一个限制，很紧凑，区别于现实。”
但由于越来越严格的政策环境，剧场至今没能正式启动。经费找得到，国内外的资源也不少，但她缺乏的是专业的团队以及一套完整的运营链。而现在的宋庄，并不能为她提供稳定的保障，她没有信心从头开始建立这套体系。
“我更接受的是庄子那一套，能做的就做，不勉力，尽力而为，做不成，换一个方式，三十六计什么招都使，硬着不行就软着干。守住一个基本的原则和道义就行了。”
迄今为止，剧场只办过两场演出，《假园真梦》和《极限自由》，都不是公开演出。尤其是《极限自由》，廖雯自己拟了名单，只邀请一百多个认识的朋友来看。表演内容是，8位艺术家被限制在一平方米的空间里，但每个人都有不间断表演一个小时的自由。
栗宪庭是8位表演者之一。那天，他一动不动地在一平方米的台子上站了一个小时。这像极了他在宋庄的处境。
这场表演她从2004年就开始计划，十年间无数次提起，却因为各种原因未能实现。因此，在影响力和求稳可能带来的后果之间，握着这把“双刃剑”的廖雯选择了“先做成再说”，内部观看，仅此一次。
“廖姐毕竟在圈子里时间太长了，她大学毕业就在这个圈子，她已经看遍了，很多人怎么从一个小芽慢慢长成参天大树，她都知道，然后这棵树到秋天了，落叶了，冬天了，她都经历了。”张鉴强评价道。
亲身经历让廖雯明白，想要在宋庄实现当初的艺术理想越发困难，“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搞不成真正的文化了，做生意可能倒成”。但她还在尽一切可能为保持住这片承载了无数人的向往，以及栗宪庭最初乌托邦设想的土地而努力。
“我们家老头有点消极，但我还是比较积极，觉得怎么着都得挣扎出来，中国这么大，它不会是死水一潭，怎么都得挣扎点东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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