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鲜试听】09 | “文化中国”观念的形成

2023-08-25 15:36:4715:48 3万

声音简介

喜马拉雅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陈浩武。前面我们用了若干个小节讲述了中国轴心时代的文明突破，对三代礼乐的突破，讲述了孔孟，老庄等人物，这一节我会做一个小结，说一下轴心时代中国文明的突破的成果。

中国轴心文明的形成，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本身，也深刻改变了亚洲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的文化版图，中国在春秋战国以后，轴心时代之后形成一种独特“文化中国”的概念，我们怎么来理解和解释中国，为什么叫我们形成了一个“文化中国”的概念，在古人看来我们的中国，不是一个地理概念，不是一个边界清晰的地域，而是一种文化。

《战国策》有言：臣闻中国者，圣贤之所教也，礼乐之所用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则效也。这就是中国的概念。按照这样一个标准，中国并非指的是一个具体的地域，只要遵守圣贤的教诲，只要行中国的礼仪传统，只要能够用礼仪教化外邦，成为外邦尊崇的楷模，这就是中国，它并非一个地理的概念，而是一个文化认同概念。

战国策

正是这样一个观念，形成了东亚地区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一个朝贡体系。中国在天下之中央，四方来朝，朝贡并非是要朝贡者带来什么奇珍异宝，而是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在历史上往往中国朝廷返还给朝贡国的东西，是朝贡国给中国朝廷的十倍或百倍，他在意的是你的认同，你的归化，满足于这种天下观。由这点出发，中国文化还有一个强烈的特征叫“夷夏之防”，以轴心时代的文明为成果；以儒家为核心；以孔孟为核心；这就是夏。夏的四周为夷，东西南北分别为：南蛮北夷，西戎东狄。

中华四夷

在中国教化区域以外的地区，统称为“夷狄”，面对这些“夷狄”中国的使命就是以夏变夷，以中华的文化去归化这些夷狄，一定不可以发生以夷变夏的事情。即用落后的夷狄文化去改变夏文化，这是绝对不能认同的事情。比如我们的东邻日本，就是“以夏变夷的典范”，用中华文化影响日本，日本有长达千年的“慕夏”传统，我们知道奈良，我们知道京都，都是按照西安，洛阳的方式建立起来的，直到今天都可以看到朱雀大道，这些建筑都是唐代的建筑，现在到了奈良仿佛穿越回了千年的长安，它是非常强烈的“慕夏”传统，从公元七世纪左右的“大化改新”就非常系统学习中国，包括接受中国文字，接受中国的国家典章律令，从中国引入的佛教，使日本几乎成为第二个中国。这就是令中国非常骄傲的一个例子，用中国文化来影响日本，使日本归化到中国这个体系里来。

今日奈良

夷夏之防的延伸的另外一个维度是：中国并非以血统论，而是以文化论。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呢？中国古人云：“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这句话意思是中国并非是地理范畴，也并非是血统范畴，假如夷狄到了中国他遵从中国的文化，服从中国的教化，他就是中国，相反中国如果去实行夷狄的文化，那中国也是夷狄，这是中国文化非常独特的一个现象。

孟子说：舜，东夷人也，周文王西夷人也，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儒家最推崇的人物，儒家仍然将舜和周文王看成楷模。

孟子，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我们知道满清在入关前，他们信奉萨满教，但是满清入主中原后，他们并没有继续信奉萨满教，他们抛弃了萨满教而是改为信奉中国的儒学，把儒学尊崇为满清时代国家主流信仰，这就是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的典范，所以中国知识分子照样赞颂“康乾盛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对道统的维护达到极致，道统所在并非血缘，并非地理，而是以文化作为核心的衡量。

轴心时代的文明突破的另外一个成果，是对国民精神的救赎意义。通过轴心时代所形成的儒道两家，是两个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的维度，因为它们代表了两个不同的方向，对两种不同的精神形成灵魂救赎意义。儒家开创的是中国文化大传统，儒家倡导的是救国救民，心忧天下；提倡的是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儒家倡导君子人格，浩然之气，不畏权贵，廷争面折，是千万人吾往矣，欣赏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儒家推崇君子人格，往往是为了歌颂捍卫道统而不惜牺牲生命的人，这是他们心中的楷模。

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他的大作《万历十五年》写到，大明嘉靖年间，海瑞给皇帝上书，批评朝政，言辞犀利，切中时弊。他在奏疏里尖锐批评嘉靖“一意修真，竭民脂膏，滥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法纪弛矣”；甚至在奏折中引用民间流言，说“嘉靖”是“家家净也”。据说皇帝看到奏章，龙颜大怒，把奏章丢在地上大喊：抓住这个人，不要让他跑了。旁边的太监报告说：“陛下，海瑞上书时，已经带了棺材候在廊下，听从发落，他是不会跑的”。皇帝听完，一声长叹，又将奏章捡起来继续看。这就是儒家所倡导的一种场景，为了捍卫道统不惜廷争面折，不惜以命相请，这就是所谓君子人格。

黄仁宇先生，中国历史明史专家

然而道家则不同，道家看淡功名，藐视权贵，粪土王侯，道家所提倡的是寄情山水，放浪形骸，采菊东篱，悠然南山。道家关注的个体生命，所以我们可以把中国在轴心时代形成的这两种文化特征，分别命名为“德性我”和“情意我”。道家是“情意我”，它所欣赏的是山水渔樵，儒家是“德性我”，它是追求向善意志，追求浩然之气。

在中国的文化中我们常说儒道并列，那它的意义是什么呢？中国知识人普遍的精神轨迹是从儒到道，这就是轴心时代中国的两种维度。人生也是两个时期，上升时期和下降时期，显然儒家是上升时期的精神家园，人在年轻时，充满朝气活力，充满上升精神，他的职务不断提升，责任不断提升，社会成就不断提高，影响也越来越大，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夜看遍长安花”，这就是儒家的抱负，是内圣外王的心境，心雄万夫，而又心忧天下，这是“德性我”。

道家是人生下降时期的精神家园，当人老了以后，病了以后，遭受官场挫折以后，经商破产以后，情感经历危机以后，如此等等儒家的精神家园已经不适合，就会进入道家的精神园地，道家的老庄哲学会提供一种精神慰藉，比如可以看淡利禄，退隐山林，采菊东篱，以山水渔樵自乐，收敛锋芒不言国事，享受儿孙绕膝之乐，这就是“情意我”。

中国轴心时代所形成两种精神资源，它满足人们在不同生命状态下的精神需求，中国文化没有发展出唯灵主义，没有彼岸意识，没有抽象的人格神，但是这种儒道并列，就是在人格神缺位下的一种文化代偿反映，它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实现精神救赎。

我们可以看中国历史上所有人物，无一不是从儒到道，所以儒家的文化，道家的文化，这两种文化的并存，使中国人完整的生命都是非常丰满的，都是在不同时期可以找到不同的精神慰藉。

这一节我就讲到这里，下一节开始我们会讲古希腊对荷马诸神的突破。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