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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的到来让全球经济恐慌，一个新的经济格局正在生发，全球经济都在寻找新的引擎。那么，什么才是新经济格局下的首要战略任务？如何在动荡中识别可持续发展路径？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SiemensAdvanta事业部总经理朱骁洵博士应邀于6月10日参加了由《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和马里兰大学史密斯商学院共同举办2020年首期云端公开课“备战·新经济周期”，详细解读企业数字化转型，以及共同探索中国企业新的商业机遇。
Q: 这次疫情给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创新带来了哪些警示和启发？
朱骁洵：毋庸置疑，疫情加速了企业的转型。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讲，数据的流动对贸易和金融活动的影响日益深远，数据流是创造经济价值的重要手段之一，疫情加速了商业对数据流动的需求。从企业的角度来讲，无论是数据的产生、采集、存储和后期处理比如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应用，都需要企业有良好的数字化基础。数据流动需求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将给没有布局数字化升级的企业带来巨大的压力。但如果企业在仓促中只是为提高竞争性而部署数字化，还是会有较大风险的。
另外，对一些已经开始布局甚至领跑数字化转型的企业，疫情会让他们拥有更大的竞争优势。举个最近的例子，去年年底西门子帮助国内一家金融租赁公司搭建了一个租赁物的全球跟踪平台。这家公司在全国拥有约400个客户，管理的租赁物种类繁多，包括各类车辆、光伏电站和大型设备等。通过搭建数据中台，西门子帮助他们把不同设备接入同一个数据平台，并进行数据的实时抓取和分析。以光伏电站为例，在搭建数据中台之前，做一次现场巡检需要两个人连续工作六天，现在数据都是实时采集，工作人员可以远程看到电站的工作状态。平台搭好没多久就发生了疫情，员工无法前往现场，客户也基本处于停产状态，这时租后管理平台就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员工可以足不出户了解所有租赁物的真实状态，公司能够及时掌握足够的数据，为一些有财务困难的客户及时提供帮助。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企业可以通过布局数字化转型，将危机转化成竞争优势。
Q: 您觉得西门子公司以及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达到了什么程度？
朱骁洵：西门子作为一个老牌工业企业，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不断布局工业软件，本身就是一个数字化转型的最佳案例。目前，西门子已经是欧洲第二大软件公司和世界十大软件公司之一。西门子主要专注在工业、能源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平时接触的客户大多来自传统制造业，所以我主要针对制造业讲一讲。
去年，西门子和《哈佛商业评论》共同展开了一项对于全球700多家制造业企业CEO的调查，结果表明，有80%以上的CEO认为数字化将颠覆自己所在的行业。经历了疫情之后，我认为这个数字可能会更高。还有70%的CEO认为，他们的公司正在积极尝试推动数字化，超过50%的企业CEO认为他们业务已经包含数字化的元素，几乎所有的CEO都相信数字化能够提高利润率。但是，在数字化光环的背后，残酷的现实是只有不到10%的传统制造业企业能够真正通过数字化升级实现企业管理运营价值的提升。
全球来看是同样的情况，中国企业的数字化进程基本上和全球趋势是同步的。在数字化转型方面，中国客户正处于一个百花齐放的探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有成功的故事，当然也会碰到很多困难，比如企业缺少整体业务战略的引领、企业内各主要价值链条在数字化进程中的各自为阵、数字化对企业管理运营表现的影响难以量化等。还有很多企业对数字化贪大求全，认为数字化可以解决全部问题，缺乏对自身的正确评估以及行业认知，无法在纵向行业上推行量身定制的方案，可能会陷入“装备党”陷阱。
Q: 与全球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企业在数字化方面有哪些优势和不足？
朱骁洵：首先在政策上，中国非常支持数字化转型，现在有很多风口和机遇，比如新出台的“新基建”政策。面对这一趋势，企业将迎来数字化转型的机遇，这也是中国企业未来发展的巨大优势。另外，中国的软件开发能力相当强，落地非常快，强大的横向IT开发能力也是中国很大的优势。
但是，中国工业软件基础比较薄弱，对工业软件技术的挖掘还不够深，需要更多投入。未来，数字化价值的产生不只是在硬件上，而是会更多体现在软件和知识服务上，因此企业需要更多投入软实力，避免对装备、AI等热词的盲目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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