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时评：乔·拜登应避开特朗普的“中国陷阱”

本文改编自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前主席，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中国研究系主任戴维·兰普顿的文章。

在目前全球疫情蔓延、世界经济低迷、国内外种族歧视和社会不公等各种危机风云激荡之时，中国不是美国最大的问题。同样，美国也不是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在当前的美国大选中，唯一的问题是，“谁有勇气说出这个真相？”

特朗普总统已经施展开了他的闪转腾挪术——声称中国是最大的问题。在其它政策领域与总统看法并不一致的美国领导者和公民为什么在中国问题上就与他保持一致了呢？前副总统乔•拜登会提出一条更富有成效的中美交往之道吗？亦或者，这位前副总统还是采取权宜之计，满嘴竞选语言，在其当选总统后难以出台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对华政策？

大多数民主党评论家断言，民主党候选人拜登不会也和不应该让特朗普在选举下半场把他描绘成一个“对华软蛋”。拜登现在不应与特朗普在中国问题上争辩到底，这不仅是因为他不需要这么做，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现在的竞选思路和过往经历为他提供了一条更明智的出路。这样做，拜登就不必在当选后调整自己的对华态度，也就避免了给自己的政治声誉造成潜在伤害。

在6月2日的费城演讲中，拜登实际重启了他的总统竞选活动，其核心竞选主张是社会公正与经济平等，以及重建美国。他这种做法，也许是不经意间，避开了特朗普将美国大多数问题归咎于中国的陷阱。拜登的战略目标应该是避免让“中国问题”恶化，以便在其当选后专心应对美国面临的核心挑战——让美国更加强大、更有竞争力和社会更加公平。他会怎么做呢？

首先要做的是提醒人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特朗普正制造一个虚假的稻草人来转移人们的视线，掩饰他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国不是无可指责，但美国的问题绝大多数要归咎于自身。如果我们能把自己的内务整理的井井有条、令人赞叹，那和谴责制裁相比，我们赢得的全球影响力就将大的多。当国内政治无所作为时，美国国会就会不约而同的形成一份针对中国的象征性决议。我忘不了一个中国学者曾经对我说的话，他告诉我说，有很多中国人曾经把美国看成是有效治理的典范国家，但现在不是了。所以，首先要做的就是直接说出，“中国是一个问题，但不是我们的主要问题。”我们需要管控国际环境和美中关系，让我们能重拾自己的力量，广泛增进公民福利，重建公民道德。

其次，拜登应捍卫和加强屡遭特朗普及其无知党羽攻击的国家安全决策机制。缺乏系统性决策机制导致我们在台湾、香港、贸易和盟国等问题上出尔反尔。所有这些都反映出一个总统反复无常的个性和一个稳定对华决策机制的缺失。恢复和改进该机制的第一步就是要保证有人接手外交和国安领域的重要岗位。此前特朗普要么根本无力找到适合这些岗位的人选，要么就是强行塞人“代理”这些岗位以避开参议院的批准程序，但这些人在各自名义上由他们负责的决策机构中甚少或根本没有威望。

第三，如果想要提出有效的要求，那美国的要求就应该让北京在未来有可能做到。而特朗普当局对北京提出的要求，地球上任何一个政府都不会妥协同意。因此，拜登应该提出一个有可能达到的总体目标，然后坚定不移的向这个目标努力。一个理想的新政府应该表达这样的立场：“我们很愿意为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留出空间，但我们要求中国做到互利互惠，在遵守国际规则的情况下建设公平的双边贸易关系。”这就是我们不懈追求的目标。而特朗普所做的却正相反，除了要求中国买入更多美国商品，他没有提出任何连续的和可达成的双边关系目标。但他确实真的切断了所有重要的双边对话机制，即使这些对话机制早在布什和奥巴马当政时就存在了。此外，为了让北京信服美国，我们应该将朋友和盟友重新团结在美国周围，而不是将他们赶走。

最重要的是，新一届政府应利用“机遇战略窗口”实施上述措施，这些措施将增强美国的综合国力。那些对国家未来福利和威信至关重要的领域如：培养健康而有文化的公民；减少社会不公，培养社会公平意识；翻新升级国家基础设施；还有大幅增加研究开发项目。促进这些领域发展的政策是符合国家利益、实际而又体面的政策，也与拜登在6月2日费城演讲中所表达的立场一致。

简而言之，拜登需要这样一个对华政策——该政策与其国内目标不相冲突，服务于我国的战略利益，赢得朋友，不会让拜登自己深陷在特朗普设计的圈套里难以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