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骏导读：上海是人间喜剧，也是人间悲剧

大家好，我是蔡骏，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我基本都住在苏州河边上，对这条河有着不同寻找的情感和寄托。

大家眼里的上海是光的存在，是暗的虚无，是可与帝都匹敌的魔幻之都。而在我的眼里，上海是欲海浮沉的庄严肃穆，风情万种的一本正经，窃窃私语的太虚幻境。上海是静安寺的卡门，淮海路的浮士德，大自鸣钟的唐·璜，徐家汇的安娜·卡列尼娜，外滩的于连跟玛蒂尔达。上海是人间喜剧，也是人间悲剧，是所有喜剧，所有悲剧的总和。上海是两千五百万个躁动的活灵魂，加上死灵魂，便是两千五百万次方的灵魂，两千五百万次方的秘密，两千五百万次方的托梦。

《春夜》最早的灵感，来自芬兰大导演阿基·考里斯马基（Aki Kaurismäki）的电影《升空号》。前几年，我开始系统地看考里斯马基的电影，1988年的《升空号》是一部工人题材文艺片，主角是个芬兰北方拉普兰地区（位于北极圈内，传说中圣诞老人家乡）矿工，失业后意外得到一辆白色凯迪拉克敞篷车，因为老旧，车篷无法升起。这个失业的男人，只能独自驾车，扎着头巾御寒，四面透风敞开，疾驰在大雪纷飞的北欧旷野，背景音乐响起，一个芬兰男人深情歌唱。这首歌叫《Valot》，我查了一下，芬兰语意为“灯”。此情此景，此车此声，如一道电光，点燃了我心内的灯。

我便想出一个故事，名叫《我的诺基亚女友》。芬兰出诺基亚，世人皆知其坚硬耐用，我便设想若是诺基亚还生产汽车，小众的敞篷跑车，怕也是长命百岁。若有一个中国的修车工人，意外得到一部诺基亚牌敞篷车，下班载着浑身机油的工友们，要么载着下夜班的女郎，倒是颇具后工业时代之风情。

我又想起少年时候，我爸爸上班的工厂亏损严重，工人们大半下岗回家，唯独我爸爸坚守岗位，每日上班打卡。彼时，他有一个徒弟，估计是临时工，年龄应当与我相仿。我刚买了第一台电脑，某日我不在家，我爸爸带着徒弟上门，安装了一款单机游戏，好像叫《横扫千军》。那一年，我和我爸爸一起玩这款游戏，但我从未见过他的徒弟，后来未再听他提起过。我爸爸所在的上海第三石油机械厂，在2002年前后灰飞烟灭，工人们各奔东西。我爸爸去私人老板的工厂上班，但并未买断工龄，而是保留国有企业身份，后来正常退休，也算功德圆满。

时隔多年，我忽然意识到，这个销声匿迹的徒弟，与我从未谋面的同龄人，因为我爸爸的缘故，已跟我构成了某种变异的兄弟关系。这关系无关于血缘，而是来自于历史，来自于一个消逝的时代，来自上海与苏州河畔的记忆。小说中关于我自己的经历，我的父母，大半属于非虚构，某种程度而言，可说是我的家庭自传，虚构与非虚构之间，变得尤为模糊。

2018年9月起，我开始写这部小说。十月初，我去了一趟法国，因为我的《生死河》法语版在巴黎出版，我便决定再加入海外有关情节。前后写了一年左右，主人公张海的面目，一点点清晰起来，故事从一个春夜开始，到一个春夜终结，见识过巴黎圣母院的烈火。其间许多个春夜，犹如春天的露水，湿漉漉，黏糊糊，欲说还休，欲断还留，仿佛一张宣纸上的墨迹，慢慢化开，晕染。

终归，我把书名定为《春夜》。

书中，我用了不少上海话，比方“事体”“困觉”“清爽”等等吴语词，文言文里也有，五四时期亦有，鲁迅先生，茅盾先生都用过，自能入白话小说。但不用“侬”“阿拉”“白相”“结棍”等等，因怕北方读者不懂，并在普通话中有一一对应的“你”“我们”“玩耍”“厉害”。或用相近发音代替，比如“辰光”就用“时光”，一目了然，且有古意。

还有一大变化，老早我欢喜写长句子，现在这篇小说呢，改成短句子，三个字，逗号，四个字，逗号，甚至一两个字，标点符号之间，鲜有超过七八字的。

本书通篇，皆是第一人称，看似便当，实则难写。毕竟不是写我一个人，而是一群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尤其一个张海，神龙见首不见尾，总是云里雾里。要是第三人称，上帝视角，从洪太尉讲到高俅，从高俅讲到王进，从王进讲到史进，从史进讲到鲁提辖打死镇关西，又从花和尚倒拔垂杨柳讲到林冲夜奔，再到雪夜上梁山，就像一幕滑稽戏，各自粉墨登场，众声喧哗，闹闹忙忙。但我偏偏不唱滑稽戏，而是要唱独脚戏，自说自话，像张海一个人唱“金陵塔，塔金陵，金陵宝塔第一层，一层宝塔有四只角，四只角上有金铃，风吹金铃旺旺响，雨打金铃唧呤又唧呤……”

再讲故事，悬疑方面，跟我老早小说不好比，但又保留厂长悬念，张海命运悬念，至今还是未知数。推理破案呢，倒是有1990年春申厂的凶杀案，直到神探亨特烧成灰，建军哥哥之死，还是无头悬案。

还有一点，这只漫长故事，大半皆是真的，事体是真的，心情是真的，欲望是真的，我也是真的，还有我一家门，从我爸爸直到我儿子，统统是真的。真归真，却不是非虚构，而是如假包换的虚构。最后这句，好像自相矛盾，有语病，无所谓。

本书的语言和腔调，最后一章，已有详细交代，不复赘述。作家有两种，一种是模式化写作，绝非贬义，比如阿加莎·克里斯蒂，比如许多推理小说大师；二是不断变换风格、题材乃至类型而写作，古今中外的案例甚多，日本推理小说大师松本清张，原本是以写历史小说出道；东野圭吾也有《解忧杂货店》这种迥异于其传统风格的作品。而我是第二种，从几年前的《最漫长的那一夜》开始，便有许多中短篇发表在了纯文学期刊，并得到不少文学奖项。中间我还在写高度类型化的作品，比如上百万字超长篇《镇墓兽》，还有介于纯文学与悬疑小说之间的《无尽之夏》。直到这部《春夜》，但并不意味着，我便不写悬疑了，因为新的正在创作中的长篇小说，便是一部悬疑犯罪题材。我以悬疑小说出道，当然还会继续写下去。

《春夜》中的悬疑元素，比比皆是，本书却称不上是悬疑小说。“托梦”竟成了某些情节的推手，比如张海夺回外公遗产，亦可算魂灵有道，善莫大焉。川沙古宅的“莲花奶奶”显灵，亦是此例。青花瓷大瓮缸，一首一尾，一男一女，肉身不灭，封印于六百年光阴，大致也是我惯用的风格，却与《春夜》构成混血的杂糅，克里奥尔般的繁衍。张海归来了，故事没有尽头，因为生活没有尽头，历史没有尽头。

我时常想起千禧年，我第一次到北京领奖，在天安门广场溜达，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头。我在《春夜》中写入了这段经历，又在经历中添加了我爸爸的那位徒弟。在真实的历史次元中，他真陪伴着我爸爸走在苏州河畔，守在行将就木的工厂深处，等待时代的压路机滚滚碾过。而在我的小说次元里，张海陪伴我坐着京沪线硬卧列车，穿过午夜的南京长江大桥，就像两根火车轨道，飞过银河星辰，永远平行，彼此对视，永不相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