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书】智利：拉美“局外人”如何跳出“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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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原文  

今天我们继续讲贾雷德·戴蒙德的新作《剧变》。这一期我来给你讲一讲智利。

提到智利，你可能并不感冒，因为它并不像美国，一直活跃在世界的舞台上，也不像日本是我们的邻居。说起距离，智利可以说是离中国最远的国家之一了，按照目前已开行的航线,即使不转机,最快飞到智利也要30多个小时。

智利位于拉丁美洲。很多人对拉美的印象，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努力发展就能成为欧美，不努力拉美就是榜样”。

这句话怎么理解呢？经济学里有一个词就叫做“中等收入陷阱”，也就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接近一万美元之后，想突破这个收入水平就变得很难了。许多拉美国家都是这种情况，比如说巴西 、秘鲁和阿根廷。

甚至还有一些从中高收入跌落到赤贫的案例，比如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委内瑞拉。当时委内瑞拉因为拥有大量石油，从而步入到富裕国家的行列，可是现在呢？大多数委内瑞拉人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中，智利就显得格外出众。因为在过去三十年，它的经济一直是发展的比较稳健，目前GDP相当于美国的四成。甚至，有人评价智利是位于拉美的欧洲国家。

为什么智利这么独特呢？戴蒙德其实也比较好奇，因此他专门在书中引用了智利的案例。在梳理智利历史的过程中，他发现了智利奇葩的发展路线。

按照老规矩，我们还是先从地理、历史的角度来分析智利。展开地图看智利很有特色，可以说它是全世界最狭长的国家了，像一条带鱼一样，靠在安第斯山脉上，北部几乎都是沙漠，东部和阿根廷隔山相望。

因为处于温带，智利的农业很发达。在两个世纪以前，当加州和澳大利亚还处于淘金潮时候，智利就已经大量向全世界出口小麦了。

另一方面，智利有漫长的海岸线，让它拥有优厚的渔业资源。一般你吃到的三文鱼，一部分是挪威产的，另一部分可能就是智利产的了。同时，距离智利首都100多公里的海港，是全拉美最大的海港，这也让智利的矿业出口更加方便。

总结来说，农业、渔业和铜矿是智利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看完地理，我们再来看看智利的人口。 智利的居民主要是西班牙殖民者的后代，或者是西班牙人和当地印第安人混血的后代，人种相对单一。用我们之前讲到的，应对危机的12个思维框架对照，这样的单一人种，很快就能形成统一的国民向心力，也就是国家认同。

而智利因为没有参与两次世界大战，再加上民族向心力特别强，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没有发生过内斗的军事政变，所以智利的经济可以说是一直在平稳的发展。

听到这里，你也许会问了，这么优厚的资源，民族向心力又很强，又没有战争，这和我们的主题“危机”似乎没有关系呀？你不要着急，主要的问题就是在这之后，智利发生了巨大的内部危机，而说到智利的危机，还要对比快两百年前南北战争前后的美国来分析。

我们都知道。处于拉美温带的，除了智利，还有阿根提和乌拉圭，这三个国家从地理，就很像美国内战前的南方，特别适合拓展大庄园的农业，当时美国也形成了大庄园主的阶层，说白了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大地主阶级。

相比之下，美国北方就更依赖平均分配土地，而土地平等带来的经济平等，让美国北方的民主发展有了广泛的基础。

在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北方胜利，也就把这种制度辐射到了南方。同样，因为处于温带的原因，智利就好像没有经历过内战的美国南方， 持续发展的结果就是，大庄园主对经济的垄断，一小批寡头控制了几乎所有的土地、财富和政治权力。

最终智利还是演变出了垄断经济跟政治寡头的阶层，这也导致了智利的社会问题不断涌现，比如，传统的阶层把持权力，新兴阶层不断挑战，两者之间的矛盾很难调和，最终智利爆发了严峻的危机。

说起这场危机，主要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属于内部危机。这里需要认识两个人。一位是智利民选的左派总统阿连德，他1970年当选总统，1973年在军人政变中自杀。

另一位是军事强人皮诺切特，他虽然不是军事政变的主导者，但在政变之后，因为年纪最大、资历比较深，被推举为领导者，后来，他超强的政治手腕和坚韧的性格，让他统治智利军政府长达17年。

我先和你说一说阿连德。 1970年，智利大选，主要的总统候选人来自三个派别：阿连德领导的左派人民团结阵线，中间派的中间联盟，和右派的右翼联盟。

当时的票选结果是，阿连德的左派得票36%，比右派多了1个百分点，以微弱的多数票赢得了大选。这个选举结果的问题在于，有64%的人并没有把选票投给阿连德。

这里我要提醒你注意，赢得相对多数选票和赢得超过半数选票还是有巨大的不同，超过半数选票，它代表了新总统拥有超过一半以上的民意支持。而一般国家总统大选，如果有多位候选人，没有人能赢得超过半数选票，会让得票最多的两位最终对决。

当时，正是因为智利没有在左派和右派两位候选人当中，再进行一次PK，阿连德就直接当选了。你也可以理解为，这是当时智利制度设计的一大缺陷。

当选之后，阿连德由误算，开始大力推进激进的改革：他将铜矿国有化，与古巴深入合作，当时的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就来访了五个星期。

那当时的全球大局是什么样呢？在上世纪70年代，恰恰是冷战的高潮。那会儿，美国把拉美看做是自己的后院，古巴就在美国的眼皮子底下，但是1962年苏联在古巴制造了导弹危机，几乎把核弹头都部署在那里，差一点就酿成两个超级大国的核战争。

虽然最后古巴导弹危机和平解决，但却让美国确立了一项原则，那就是拉美不能再出现第二个古巴。这时候，阿连德当选之后，马上大刀阔斧地开始倒向古巴，也意味着有可能倒向苏联，这就加剧了潜在的冲突。

这种做法其实也导致了大多数智利人的反对。当然，可想而知，美国政府在推翻阿联得的军事政变中，一定也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就在这个时候，另一位关键人物皮诺切特，在政变当中崭露头角， 他看到了政客们的不满，他开始对左翼政党和学生大开杀戒，当时有数千名智利人被杀害，13万人被拘禁。同时军政府完全停止了一切政治活动，逐渐取缔左派甚至中立的政党。

可以说，那个时候的皮诺切特已经完全黑化。此后属于他的军事独裁时期，持续了长达17年，超过10万人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选择移民出逃。

但奇葩的是，皮诺切特政府并不是一无是处，在推动经济改革方面，反而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当时智利有一帮芝加哥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家，被称为“芝加哥男孩”。1975年，面对经济发展几乎停滞的局面，皮诺切特把经济的管理权交到了这群男孩手中。

这些人都是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弟子，强调开放市场、国企私有化、吸引外资、降低关税、自由贸易、市场导向、均衡预算、降低通胀等等。

这场军事政变本来就得到美国的暗中支持，又让一群“芝加哥男孩”推动的经济改革，美国当然高兴，所以在政变后立马就恢复了对智利的援助。结果就是这场经济改革，也打破了智利之前寡头的利益，逼着智利加入了全球竞争和创新，为智利后续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好，讲到这里，我们总结一下，一个偶然担任总统的左派人士阿连德，因为误判形势，推动了激进的改革，被军人政变推翻下台，最后自杀身亡。

另外一位偶然得位的将军皮诺切特，却紧抓权力推行铁腕的军事独裁，实行白色恐怖，却因为放手让自由派经济学家推动经济改革，反而为智利后续的经济发展奠定基础。

如果说，要从这样极端的案例中总结出什么道理的话，那就是，政客不仅需要有美德，还需要有现实的头脑。同样，政治的扭曲之处也在于，那些没有任何美德，甚至是手上沾满鲜血的政客，也有可能是务实改革的推动者。

好了，在了解了这些背景之后，我们用戴蒙德国家应对危机的框架来分析智利危机。

首先，可以明确的是，阿连德的激进改革并不是成功的，皮诺切特的军事政变动摇了智利的民主基础，带来了白色恐怖。

幸好皮诺切特利用自己的独裁力量，推动了智利继续经济改革，原因也很偶然，就是因为他自己清楚自己不懂经济，加上他对美国模式的崇拜，这几个偶然的原因，反而帮助智利政府建立起健康的财政体系，比其他拉美国家更好地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当中。

其次，皮诺切特在1988年的全民公投当中，自己以为是胜券在握，却意外的公投失利下台，也让智利很偶然地重新回到了民主的轨道上，在此后的三十年，各党派又开始政治妥协了，这也是偶然之中推动的好的结果。

戴蒙德在书中分析到的：智利的核心危机都源于政治上的极端化、深层核心价值观的分歧，还有宁愿杀戮或者被杀也不愿意做出妥协的决心。所以说，智利能走出政治极化、弥合价值观的分歧、拥抱妥协，是它的幸运。

但是，但妥协也有它的问题。由于军方独裁统治的罪恶并没有被最终清算，很多军方老人仍然保持一定的影响力，而自由化和全球化的改革，却没有响应的调和贫富差距，导致智利本身的改革也并不彻底。

戴蒙德在书中就预测了，贫富不均、富人和其他社会阶层脱节，这可能是智利的新问题。同时戴蒙德还指出，公共投入不足也是智利，甚至是拉美其他国家共有的大问题。

这一点在智利特别明显，因为政府公共服务不足，中产所享受的服务全部是私营的，不再与政府发生任何交集，这种公共服务包括只有富人才能享受的道路、医院、养老等等。当富人和中产都开始各扫门前雪的时候，整个国家就可能出问题。

就在去年下半年，智利的首都圣迭戈就发生了一件大事，就因为地铁车票涨价几美分，引发了十几年来最大的抗议和骚乱，导致原定于11月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推迟。

这就是。因为中产不能看到低收入人群所面临的困难，政策制定者也可能会有更多的盲点。才会导致几美分地铁票的涨价，会引发首都圣迭戈那么多低收入人群的愤怒。

第三，能够让智利从总统自杀，和长期军事独裁中走出来的，其实是因为智利国民有着强大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自豪感，也就是智利人常说的“知而自治”。千万不要低估老百姓对共同体的认同感能够给国家发展带来的修复。

好了，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我将给你讲一讲超理智的国家芬兰，谢谢你的收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