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原文
来书云：“上蔡尝问‘天下何思何虑’，伊川云：‘有此理，只是发得太早。’在学者工夫，固是‘必有事焉而勿忘’，然亦须识得‘何思何虑’底气象，一并看为是。若不识得这气象，便有正与助长之病；若认得‘何思何虑’，而忘‘必有事焉’工夫，恐人堕于无也。须是不滞于有，不堕于无，然乎否也？”
所论亦相去不远矣，只是契悟未尽。上蔡之问，与伊川之答，亦只是上蔡、伊川之意，与孔子《系辞》原旨稍有不同。《系》言“何思何虑”，是言所思所虑只是一个天理，更无别思别虑耳，非谓无思无虑也。故曰：“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云“殊途”，云“百虑”，则岂谓无思无虑邪？心之本体即是天理。天理只是一个，更有何可思虑得？天理原自寂然不动，原自感而遂通。学者用功，虽千思万虑，只是要复他本来体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来。故明道云：“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若以私意去安排思索便是“用智自私”矣。“何思何虑”正是工夫。在圣人分上，便是自然的：在学者分上，便是勉然的。伊川却是把作效验看了，所以有“发得太早”之说。既而云“却好用功”，则已自觉其前言之有未尽矣。濂溪主静之论亦是此意。今道通之言，虽已不为无见，然亦未免尚有两事也。
解读：
上蔡，就是谢良佐，从程颢、程颐学，与游酢、吕大临、杨时号称“程门四先生”。他是河南上蔡人，所以尊称他为上蔡。
伊川，是程颐的别号。颐字正叔，宅于河南嵩县东北耙耧山下，地处伊川，故称伊川先生。
后面还有一个濂溪，是濂溪先生周敦颐。
道通来信说：
谢良佐曾经问程颐老师：“天下何思何虑？”天下有什么事需要思虑的呢？
程颐回答说：“是有这个道理。不过对于你来说，发这个感慨，还太早了一点。”做学问的功夫，一是“必有事焉”“勿忘勿助”。同时，又要有“何思何虑”的境界。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才行。如果没有何思何虑的境界，只晓得必有事焉，勿忘勿助，反而会落入拔苗助长的毛病。如果明白何思何虑，却忘记了必有事焉的功夫，恐怕又落入虚无。必须既不滞留于有，也不堕落于无。老师看这样理解对吗？
谢良佐所问，一是出于《易经》，二是出于《孟子》。
《易经·系辞》：“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教你别想太多。
《孟子》讲如何养浩然之气：“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必有事焉：事，张居正说就是用功；正，是预期其效，老是在问结果。必有事焉而勿正，朱熹解说：“养气者，必以集义为事，而勿预期其效。”
心勿忘，勿助长也。
时时刻刻都不要忘了自己要做什么，每时、每刻、每事，都只管照既定方针原则去做。但是，切不可躁进求速，使得本来光明正大之体，反遭矫揉扭曲之害。在每件事上，都不要忘了基本原则和既定方针，则浩然之气有所养。不要去违背规律帮助它生长，则浩然之气不会受伤害。
不要学那拔苗助长的宋人。他担心禾苗不长，就去一棵棵把苗子拔高一些，拔得腰酸背痛，十分疲倦地回家对家人说：“今天累坏了！我帮助禾苗生长了。”他的儿子赶紧去看，禾苗都枯槁了。
勿忘勿助，是别忘了时时刻刻下功夫，但是又不要拔苗助长。怎样才能做到勿忘勿助呢？因为必有事焉而勿正，时刻在用功，但并不预期其效验，不纠结怎么还没效果，简单来说，就是只问耕耘、不求回报的意思。在管理学上，我把这叫作不要结果导向，要因果导向。很多公司的管理，都是结果导向，似乎结果导向才是“正义”的，这就无法诚意正心，总是拔苗助长，甚至用智自私。
王阳明回信说：
你的说法也相差不远，只是还没有彻底领悟。谢良佐的问题和程颐的回答，也只是他二人自己的意思，和孔子解《易经》的原旨稍有不同。《易经》上说何思何虑，是讲所思所虑只是一个天理，除却天理，没有别的什么思，什么虑，并不是说无思无虑。所以说：“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既然说了殊途，说了百虑，那就不是无思无虑，而是千思百虑。
心的本体就是天理，天理只有一个，还有什么别的可以思虑的吗？天理本来是寂然不动，本来是一感就通。学者用功，虽然千思万虑，也只是复他本来的体用而已。如果以自己的私意去安排思索，那就是为私欲而耍小聪明了。
“何思何虑”，这是学者要下功夫的地方，是入手处，不是效验，不是后来的境界。只是对于圣人来说，这功夫是自然而然的；对于学者来说，这功夫是勉然的，是自己勉力去做的。从一开始，就要“何思何虑”。程颐说“发得太早”，意思是谢良佐还没有到达何思何虑的境界，这就已经把何思何虑当效验了，当目的地，而不是当入口了。他既然说“发得太早”，后来也说“这正是所要下的功夫”，可见他也觉得前面的话没把意思说清楚。濂溪先生周敦颐有“主静”之说，也是这个意思。
今天你这些说法，虽然也有些见识，但未免还是把功夫和本体看成了两件事。
王阳明这一番宏论，把何思何虑说清楚了。遇到一件事情，如果我们考虑如何处理对自己有利，如何达到自己的目的，那就是“用智自私”，是小聪明。如果能无我，能何思何虑，只体认天理，循着天理，只考虑如何达到天理的目的、社会的目的，就是大智慧。
所以孔子说：“智者无惑，仁者无忧。”无忧无虑无惑，都是因为无我。
人心是一个小宇宙，天地是一个大宇宙，放空自己的私，只循着天理，小宇宙就不和大宇宙博弈了，小宇宙就和大宇宙连通了，就天人合一了，就活在他人想象之外了。
无我，则有天地。
原文
来书云：“凡学者才晓得做工夫，便要识认得圣人气象。盖认得圣人气象，把做准的，乃就实地做工夫去，才不会差，才是作圣工夫。未知是否？”
先认圣人气象，昔人尝有是言矣，然亦欠有头脑。圣人气象自是圣人的，我从何处识认？若不就自己良知上真切体认，如以无星之秤而权轻重，未开之镜而照妍媸。真所谓以小人之腹，而度君子之心矣。圣人气象何由认得？自己良知原与圣人一般，若体认得自己良知明白，即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矣。程子尝云：“觑着尧，学他行事，无他许多聪明睿智，安能如彼之动容周旋中礼？”又云：“心通于道，然后能辨是非。”今且说通于道在何处？聪明睿智从何处出来？
解读：
周道通来信问：
凡是学者，刚开始入手，明白如何下功夫，就要识得圣人的气象。因为识得圣人气象之后，把握准确，才能脚踏实地去照做，才不会跑偏，这才是学做圣人的功夫，不知道对不对？
王阳明回信说：
先去体认圣人的气象，倒是有这种说法，但这样说还是有些欠缺。圣人气象，那是圣人的，我从何体认？如果不在自己的良知上真切体认，就像拿没有准星的秤去称重，拿没有磨过的镜子去照美丑，那真是成了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圣人的气象，到哪儿去体认呢？还是在自己的良知上体认。我自己的良知，本来也和圣人相同，如果体认得自己良知明白，那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自己身上了。
程颐曾经说过：“比照着尧，学他行事，却没有他的聪明睿智，怎么能像他那样一举一动都从容合礼呢？”又说：“心与天道相通，然后才能辨别是非。”你且说说，心通达于天道的地方在哪里呢？聪明睿智又从哪里来呢？
王阳明说要从良知上体认，不过，道通所说的识得圣人气象，也不失为一个方便法门。当你应事接物待人，处理一件事的时候，你可以想一想，如果是换成孔子来处理你这件事，他会怎么做？当你面对天大压力困难的时候，你也可以想一想，如果是王阳明面对你今天这情况，他会怎么做？能回答这问题，就是识得圣人气象。然后呢，你就照着孔子和王阳明的做法去做，这就是程颐说的“觑著尧学他行事”吧。你也未必“无他许多聪明睿智”，因为他做事并不是靠聪明睿智，是靠天理良知，而我“自己良知原与圣人一般”，他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这样做下来，总结一下，即便是孔子、王阳明来处理我这件事，也不过和我一样，这就是“人人皆可成圣”的道路了，一件事一件事地慢慢来。
原文
来书云：“事上磨炼。一日之内，不管有事无事，只一意培养本原。若遇事来感，或自己有感，心上既有觉，安可谓无事？但因事凝心一会，大段觉得事理当如此，只如无事处之，尽吾心而已。然仍有处得善与未善，何也？又或事来得多，须要次第与处，每因才力不足，辄为所困，虽极力扶起而精神已觉衰弱。遇此未免要十分退省，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如何？”
所说工夫，就道通分上也只是如此用，然未免有出入在。凡人为学，终身只为这一事。自少至老，自朝至暮，不论有事无事，只是做得这一件，所谓“必有事焉”者也。若说“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却是尚为两事也。“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事物之来，但尽吾心之良知以应之，所谓“忠恕违道不远”矣。凡处得有善有未善及有困顿失次之患者，皆是牵于毁誉得丧，不能实致其良知耳。若能实致其良知，然后见得平日所谓善者未必是善，所谓未善者却恐正是牵于毁誉得丧，自贼其良知者也。
周道通来信问：
您教导我，要在事上磨炼。又说，一日之内，无论有事无事，只一意培养心的本原。我的学习体会是：如果遇到事情，有所感应；或者也没什么具体事，自己心中生出感觉；这心上既然有感觉，怎么能说是无事呢？但是，根据那事情凝心思考一下，大概觉得这事情理当如此，只当没什么事一样对待，尽自己的本心罢了。但是，各种事情仍然处理得有好有坏，为什么呢？可能是有时事情来得太多，需要依次解决，而自己才力不足，总为事情所困，虽然极力坚持，但精神已经疲惫衰弱，还是处理不好。所以我就想，与其这样，不如给自己减事，宁愿少做几件，也要退下来反省自己，存养本心。老师，您觉得我这样的认识体会和应事态度可以吗？
王阳明回答说：
你所说的学问功夫，就你这样天分的人来说，也就是这样了。但是，和圣人之道，难免还是有些出入。但凡做学问的人，终身只是一以贯之的一件事，一生从少到老，一天从早到晚，无论有事无事，只是做这一件，这就叫“必有事焉”。
“必有事焉”的“事”和“事上磨炼”的“事”不是一个意思。“必有事焉”的“事”，是从事，是着力，是用功，任何时候都必有事焉，无时无刻不在用功。事上磨炼的事呢，是讲具体事情。具体事情有很多，但是，无论有事无事，我都必有事焉，都是一个必有事焉的事。所以，你说宁肯不做事，也不能不存养本心，就变成两件事了，就不是必有事焉了。
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有事情来，就尽我心之良知来应对，所谓忠恕违道不远，我只要行忠恕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大抵都错不了。凡是处理得不好的，以及有困扰混乱的毛病的，都是为毁誉得失所牵累，无法切实去致良知。如果能切实地致良知，那么平时觉得处理得好的事情，未必就是好，而所谓处理得不好的事情，未必就是不好。恐怕正是由于担心自己的毁誉得失所致，自己毁了良知吧！
王阳明一句话说到了病根。我们常常后悔“哎呀，这件事我没处理好”，或者“那句话当时我不该说”，这是良知发现了吗？不是，而是对方的反应，给我造成毁誉得失的损失了。能承认自己没处理好的，已经不错了，至少没骂别人是浑蛋。但是，认为自己没处理好，原因还在于毁誉得失。如果结果是对自己有利的，就不觉得没处理好，而是觉得自己处理得正好了。
生知安行，学知利行，困知勉行，我们最多是困知勉行的人，要切实地去致良知，不容易！真是一刻不能松劲，这就是必有事焉。
原文
来书云：“致知之说，春间再承诲益，已颇知用力，觉得比旧尤为简易。但鄙心则谓与初学言之，还须带格物意思，使之知下手处。本来致知、格物一并下，但在初学未知下手用功，还说与格物，方晓得致知。”云云。
格物是致知功夫，知得致知便已知得格物；若是未知格物，则是致知工夫亦未尝知也。近有一书与友人论此颇悉，今往一通，细观之，当自见矣。
周道通来信说：
先生关于致知的学说，今年春天再次承蒙先生教诲，已经明白该在何处用力，觉得比朱熹的旧说更加简易明白。但是，我认为对于初学者来说，还是应该加上格物的意思，让他知道下手的地方。本来致知和格物是一并下功夫的，但是对于初学来讲，不知道下手用功，还是要跟他讲格物，他才晓得致知。
王阳明回信说：
格物就是致知的功夫，明白致知，自然就晓得格物了。如果不知道格物，那致知的功夫也一定不晓得。最近我在一封跟友人的信中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现在抄一份给你，你仔细读过，自然明白。
王阳明抄给周道通的是哪封信，《启问道通书》上没记载，我们也就不讨论了。
听其心
智者无惑，仁者无忧，物来顺应。感恩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