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全球*************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葛兆光。

我们“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第五季就要开始了，今天，我来和大家讲一讲有关全球史中的疾病、气候和环境，算是这一季的导言。

历史将往什么方向转？

在新冠疫情还在全球——请注意是在“全球”——肆虐，已经有几千万人染病，每天还有数以万计的人感染的时候，我来讲这篇导言，心情真是很复杂。

有人预言，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改变人类的历史。几百年来的全球化进程将中止，日益淡化的国别意识将卷土重来，民主自由平等的普遍价值将会受到挑战。那么，历史将往什么方向转？

面对这个因为疫情而越来越难以确定的世界，不能不让人想到全球史的开拓者之一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在《瘟疫与人》那本书里说的几句话。

1976年，五十九岁的麦克尼尔在他的新著《瘟疫与人》里说，人类与疾病相互影响的历史，这是一个历史研究的新领域，当这个传染病肆无忌惮地入侵对它毫无抵抗力的人类时，它就会造成巨大的影响，甚至改变历史的走向。他在书中特别提到了十三至十五世纪蒙古人席卷欧亚时代的鼠疫、十五至十七世纪欧洲人到达美洲后带去的传染病，它们是怎样影响历史和人类的。

从麦克尼尔以后的四十多年里，历史学家，尤其是全球史家们越来越关注病菌和疾病是如何改变历史走向的。很不幸，对过去的关注，实在无法帮到当下，2020年，历史好像魔咒重新上演，当新冠病毒这个潘多拉盒子被打开，全球都被搅得手忙脚乱。尽管幕布还没有关上，我们还无法预知历史将走向何方，但是，我们心里已经隐隐预感到，麦克尼尔提到的那些疾病改变历史的历史，恐怕将在我们这个时代再上演一次。

这和过去马克思说的，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喜剧不一样，这回，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悲剧，第三次恐怕还是悲剧。

历史研究者关注到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这是全球史和过去传统的世界史一个不同之处。

如果说传统的历史，就像看舞台剧的观众，始终关注“人”，看他们纵横卑阖，看他们喜怒哀乐，看他们走马灯一样来来去去，上演不同的剧目。那么，现在的全球史就好像在提醒观众，你要看的，不止是历史上的“人”，还有历史的“舞台”。没有了舞台，“人”就好像是在透明玻璃箱里手舞足蹈，观众看上去不知所云。

这个“舞台”，除了政治经济军事这些过去人都熟悉的背景之外，还有全球史家们常说的“生存圈”，这个生存圈有大有小。

小的就是病菌和疾病，它无声无息地侵入人体，有史以来人就在和它搏斗，一部人类为了健康和生存的历史，不仅包括食物、衣服之类，也包括如何与病毒角逐，在疾病中存活；大的呢？就是自然环境，人被自然环境包裹着，气候变冷与变暖，地震海啸的侵害，水灾旱灾和蝗灾，人在自然面前常常束手无策，只能听天由命。

偏偏是，无论小的还是大的，无论是细菌和疾病，还是气候和环境，它不分国界，不分种族，不分男女，不分贫富，它就是全球的，就像今天我们看到的，2020年，新冠肺炎病毒肆虐全球，南非的蝗灾入侵中亚南亚，厄尔尼诺异常气候导致了各种灾难。

它影响的不是个别国家而是全球，所以全球史不能不超越国家，来关注过去的这些疾病、气候和环境，看看它们是怎样影响历史的。

疾病、气候与历史变迁

所以，全球史从一开始，就特别关注疾病流行和人类生活的内容。

大家可能都熟悉，除了前面提到的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之外，更早的汉斯·辛瑟尔（Hans Zinsser）的《老鼠、虱子和历史：一部全新的人类命运史》，还有后来的阿尔弗莱德·克劳斯比（Alfred Crosby）的《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这些都是影响很大的有关疾病的全球史著作。

好多书都会提及14世纪有名的黑死病。

据一种说法，说黑死病是从中国、印度和缅甸交界地区发源的鼠疫杆菌引起的，麦克尼尔推测，这种病菌1252年经由蒙古大军带入草原，又随着蒙古大军西征，十四世纪带到欧洲，导致欧洲几乎一半人口（估计死亡人口的数字，低的是30%，高的是60%），差不多几千万人死亡，并且改变了中世纪欧洲的宗教与社会状况。

小小的病菌不分国别，改变了大大的世界。

也许你会问，这些名著中，大多数的例证都来自欧洲和美洲，那么，既然我们讲“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那么，你能不能举几个亚洲、东亚或者中国在这方面的故事呢？

好的，让我们用明清易代为例，大家都知道，明清易代是东亚，也是全球史上的一件大事，由于满族统治的清朝取代了汉族统治的明朝，这就引起了三大世界意义上的巨变。

一是习惯了以汉文明的东亚各国像日本、朝鲜、越南等等，觉得中国由华变夷，各国自我中心的意识越来越强烈，东亚从此不再是一个文化圈，这导致了东亚诸国各走各的路；

二是由于大清帝国的崛起，满族统治者对西方和北方也就是蒙古、新疆、西藏的控制方式，与明朝大不一样，促成了十七、十八世纪以中亚为焦点，各个旧帝国和新帝国的角逐；

三是清朝的统治时期，正好遭遇欧洲新帝国的崛起和殖民帝国的扩张，中国被卷入这种殖民与现代交错的新时代，逐渐走向落后。

那么，这一影响全球历史的明清易代是怎么来的？

过去都是说，这一变化是政治原因，因为统治阶级残酷压迫，农民被迫起义，明朝又遭遇南倭北寇，内外交困，于是在李自成农民军和满洲后金军队的夹击下崩溃，吴三桂开门纳敌，导致清军入关，直接造成了明清易代。

这也许没错，可是现在的历史学者们却指出“生存环境”的问题：

第一，十六世纪晚期气候转冷，华北粮食减产，迫使明朝政府向北方大规模转运军粮，造成财政危机；

第二，17世纪二十年代末年起长达十余年的北方大旱，也就是所谓“崇祯大旱”，使得灾区民众不得不起义，尤其是陕西和山西；

第三，由于气候变冷，北方草原的老鼠南下觅食，引起崇祯年间从山西开始的大规模瘟疫，也就是肺鼠疫的流行，文献记载说，当时瘟疫大流行，有疙瘩瘟、羊毛瘟、探头瘟、瓜瓤瘟等等，像疙瘩瘟，“病者多腋下、股间生一核，或吐淡血而死，不受药饵，虽亲友不敢吊”。学者指出，这种鼠疫不仅造成人口大量死亡，民不聊生，动乱不止，而且严重削弱明朝的财政，动摇了明朝的根基。

你看，病菌的流行，和气候的变迁，真的能决定中国，波及到东亚，甚至影响到世界历史的走向。

其实不止是明清易代，也不止是病菌传染。古往今来，气候和环境也同样是导致人类进程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特别是依赖气候与环境的游牧族群。

有人追问：整个隋朝突厥强大的不得了，河北群雄都争先恐后和突厥拉关系，连唐高祖李渊也乖乖地俯首称臣。《新唐书》里面说，那时颉利可汗仗着兵锐马多，对唐朝很傲慢，“直出百蛮上，视中国为不足与”，文书语言也很无礼。可唐朝怎么能在不到十年之后，一下子打败突厥，成为世界大帝国呢？

这个历史关节点正在唐太宗时代，贞观元年（627），虽然还是突厥强大的颉利可汗时代，可“是岁大雪，羊马多冻死，人饥”，接着第二年，又气候异常，夏天降霜，三个月不下雨，“六畜多死”，突厥内部就开始内乱，颉利可汗和突利可汗分裂，这就成就了唐太宗“天可汗”的事业，也造就了大唐帝国在东亚的强盛。我们虽说唐太宗很了不起，但大唐的胜利没有老天帮忙吗？

气候这个因素对于历史很重要。

我常常讲，如果用简化的方式讲中国大历史，可以说，古代中国北方游牧族群不断的南下，使得北方中国逐渐“胡化”，而北方中原汉人不断一波一波被迫南迁，造成了南方中国特别是南方山地的民众不断“汉化”，可南方中国被逐渐“汉化”的同时，这些南迁的汉人族群也在不断被南方化或“蛮化”。这种“胡化”、“汉化”、“汉化”、“蛮化”的过程，其实就是中国不断在文化和地理上再定义的历史，日本的宫崎市定曾经把它叫作“文明主义社会与朴素主义民族的永恒冲突”，我把它看成是“中国”逐渐形成的简化版大历史。

但是，这难道没有气候和环境的影响吗？

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往往是因为气候变迁，草原水草不足，冬季牛羊冻死，导致食物短缺，不得不屡屡南下，向食物来源相对稳定的农耕地区索求，这才有一波又一波的“南下”再“南下”的移民潮。

什么是大历史？

十几年前（2004），美国学者伊懋可（Mark Elvin）写了一部中国环境的历史，他给这本书起了一个很有深意的书名，叫《大象的退却》。

 李公麟

在第二章里，他说到4000年前，大象还在北京附近生活，可是经过四千年，大象已经退到西南部和缅甸接壤的云南。他追问这是为什么？他说，一方面可能是气候变冷的缘故，但是，另一方面则是汉族中国人定居农耕区域的扩大和强化，农耕区域已经不能容忍大象的出没。

前些天，我曾经请教动物考古专家袁靖，他也说，现在华北出土过很多大象和犀牛的骨骸，这些生活在我们叫作“热带”的动物，古代其实普遍存在于北方中国这个如今需要用暖气才能过冬的地带。

自然和人类，两方面的交互作用使得环境发生变化。自然环境发生变化，人类的生存方式也就随之变化，人类的生存方式变化，历史也同样随之发生变化，全球史就在这个意义上，总是要描述“生存圈”，也就是气候、环境和疾病。这种不仅注意“人”，也注意人的生存“舞台”的历史学传统，至少有一半来自法国年鉴学派。

那个了不起的学者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提出了“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的概念。

所谓“长时段”就是自然环境与人类之间微妙的互相影响，这是一个几乎察觉不到的，重复发生的历史；

所谓“中时段”就是“社会、地域和大趋势，这是结构性的、缓慢移动的历史变化；

所谓“短时段”就是人们注意到的各种事件，用布罗代尔的话说，就是“表面的喧嚣，由于历史大潮在汹涌时飞溅的水花”，这说明了自然环境对于人类历史有缓慢的但是至关重要的影响。

而且他在《文明史纲》里进一步说明，“讨论文明，便是讨论空间、陆地及其轮廓、气候、植物、动物等有利的自然条件”（中译本29页）。

你看，他晚年写的那本《法兰西的特性》，实际上是一部法国史，他就在法国历史的叙述中，实践这一理论，这部书的第一册就叫《空间和历史》，所谓空间，讨论的就是法国的气候、地理、城市、城镇、河流、边界等等，通过这一描述，讨论法兰西的多样性为什么可以统一，通过地区的网络和边界，又讨论法国统一的外部因素，这以后才在第二册、第三册里面讨论到正题“法兰西的诞生”，“法兰西的命运”。

这样，历史的背景就变得深远了，历史的视野就被扩大了。

布罗代尔说，长时段是历史的逻辑性，中时段是历史的必然性，短时段是历史的偶然性。

这个理论对全球史的重要性就在于，你写全球史，就要描述人们生存的自然环境如何缓慢变化，还要说明这些环境的缓慢变化，如何影响了具体的历史。这样一来，历史学者不得不扩大视野。

我们说要探寻“大历史”，什么是“大历史”？

——就是历史研究从政治的“人”开始，渐渐注意到社会、经济和文化，然后，再注意到人所处的“环境”。就像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1946-）《时间地图》中说的，“从人类社会，到动物植物以及我们周围的环境，再到地球、月球、天空甚至整个宇宙”。

强调“生存圈”的全球史趋向

其实，关注历史中的气候与环境，并不全是欧美日本历史学者。早在九十五年前的1925年，中国科学家竺可桢（1890-1974）就写了一篇《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根据物候调查气温的变化，根据历史文献统计三千多年水灾、旱灾，又写了一篇《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说明十二至十三世纪的中国和欧洲，“寒凉温热，不无连带之关系”，他根据南宋133年间的降雪记录，指出那个时代由于日中黑子众多，地球上普遍温度降低，甚至春天下雪也推迟。

究竟这种自然环境的变化，与历史有什么关系？他显然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不过，他是严谨的自然科学家，他描述了历史上气候、环境、季风等等变化，作为人类历史的大背景，并没有直接说明这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可是近来，讨论气候、环境和疾病的历史学著作多起来了，对于历史变迁的原因，用疾病、气候和环境直接解释的做法流行起来，好像这是一个时尚，不过似乎也有些疑问。

以中国史研究为例，我今年在日本访问，就看到有位学者讨论中国史，就猜测说，四世纪中国的五胡十六国的混乱，以及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就和气候变冷有很大关系；九世纪漠北回鹘西迁，形成西州回鹘和高昌回鹘，又和气候变暖有很大关系；甚至唐宋之间的大变革，也和“能源革命”有关系，因为这个时候开始利用煤，能够生产更多的金属，制造武器与工具，农业生产力得到提高等。

这些和过去传统说法很不一样的，匪夷所思的说法对吗？我们不好判断，也许他们太受这种强调“生存圈”的全球史趋向影响了。

我总觉得，历史因果关系太复杂，疾病、气候和环境，确实是历史解释的一个重要背景，有很多历史解释的钥匙，可能就在这里面。

但是，如果只用一种单线的因果关系来解释历史变迁，恐怕也太简单粗暴了，我不相信所谓“铁的历史规律”，因为历史太多“突然”、“偶然”、“或然”，却很少有“当然”和“必然”。原来，有的历史学者把一切归结到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因素，是太相信历史中“人”的作用；现在，有的历史学者又把一切归结到病菌、气候和环境，那恐怕也太迷信“物”的作用。

我们这一季，讲疾病、气候和环境，以及它们在全球史中的影响，并不等于我们相信一切都是自然环境的塑造，在历史中，毕竟还有人。

这是文明的胜利吗？

回到那本《大象的退却》，让我讲一点感慨。

三千年前，华北平原上有大象、犀牛，也有很多很多虎豹狼鹿，你看甲骨文资料，商代王室打猎，动辄猎物就是成百上千。可是，随着气候的变化，随着人类的开发，大自然里的森林、草地、沼泽越来越少，大象、犀牛、虎豹不断退却，大象从华北退却到了西南一隅，犀牛在中国已经绝迹。老虎呢？也渐渐成了稀罕的物种，只有在兴安岭更靠俄罗斯的地区才会偶尔出现，偶尔出现，就会引起阵阵欢呼。

最近，我偶然翻看宋代文献，发现一直到八九百年前的宋代，老虎还是很多，湖北江陵、安陆，四川南充、忠州，安徽宣城，甚至浙江钱塘、江苏扬州，都有老虎为患，老虎公然白天入市，弄得上到朝廷，下到州县，不是求神灵城隍驱赶老虎，就是找猎户“药矢窝弓，罟获陷阱”，有人在二十年间居然打了百余头老虎。直到南宋末年，老虎的频繁出没，还被称为“虎患”，连朝廷都头疼。可是渐渐地，人扩大了自己的生存圈，侵蚀了虎的生存圈，就连百兽之王也只好黯然远遁。

 1957年，湖南益阳县打虎队合影

同样，猿猴也不例外，荷兰那个有名的高罗佩写了一本《长臂猿考》，也只能感叹唐代三峡“两岸猿声啼不住”、“风急天高猿啸哀”的现象在后世消失，连猿猴也只能从深山，躲进更深的深山。

沧海三变桑田。原本的沼泽森林、草原湖泊、鸟兽出没、蝉噪林静，渐渐被井田阡陌、工厂烟囱、高楼大厦、机器轰鸣所替代，这是人类的胜利吗？是文明的胜利吗？恐怕没那么简单。

正如克劳斯比《哥伦布大交换》里说的，所谓文明的西班牙人来到所谓未开化的美洲，既给这片新大陆带来近代，也带来了致命的疾病，它导致当地土著和帝国的毁灭性灾难；也正如辛瑟尔《老鼠、虱子与历史》说的，城市化时代的人们密集居住，共用下水道和饮用水，产生大量垃圾，这使得老鼠遍地，虱子在传染，疾病在滋生。

在漫长的历史中，看上去人类逐渐改造了自然，但实际上自然也在不断报复人类。

无论是小的病菌，像天花、鼠疫、禽流感、肺结核、以及我们今天遭遇的新冠肺炎，还是大的灾难，像气候变暖或变冷、飓风、地震与海啸，都可能改变或者扭转历史的方向，让人类急速的脚步停顿，让人类发热的头脑冷静。

其实，正是在人和自然始终不停的彼此角逐中，构成了一部全球的历史。

所以，全球史不仅要讲人，也要讲生存圈，在人类还不能拔着头发自己离开地球的时代，我们就不能不关注疾病、气候和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