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127期：最有出息的男人不是有钱，也不是有权，而是有

有书君说

甲午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然而在黑暗中，有一个微光，却让人们看到了希望。

那就是力求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制度，建立新制度，使国家富强的戊戌变法。

可惜的是，变法几乎还没有开始，便被扼杀。

从表面上看，戊戌变法只是少数进步人士仓促登台，又很快被撵下台的政治表演。

但就是这短短103天的变法，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喊出了向西方学习，进行全面变革的口号。

正是这些赤忱的呐喊，唤醒了一个时代。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戊戌变法的故事。

1895年3月，虽然已是初春，但北京却仍沉浸在严冬的凄冷中。

甲午战争惨败的阴云，笼罩着大清王朝，举国哀恸。

任谁也想不明白，拥有百万大军的大清，竟然惨败给曾经的附属小国日本。

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中国赔款两亿两白银，并割让台湾、澎湖、辽东关岛给日本。

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让全中国震荡。

消息传到中国后，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举人们群情激愤，奔走相告，纷纷反对。

其中有一人慷慨激昂，振臂高呼，极具号召力。

他就是康有为。

康有为用两天一夜的时间写成“万言书”，诉求朝廷拒绝辱国条约，跟日本拼死一战。

还提出将国都迁移到西安，整顿军队，实施政治革新等主张。

康有为与梁启超集结了18省共1300多举人在“万言书”上签名，向光绪皇帝请愿。

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

这次举人联合上书行为，虽没有阻止辱国条约的生成，但康有为的变法主张却被各地传抄，激起强烈反响。

民间问政蔚然成风，各种各样的议政团体应运而生。

其中，康有为和梁启超发起的强学会声势最为浩大。

他们办报、演讲，通过介绍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情况，宣传维新变法。

一股急于求变的新生力量，在官场和民间悄然生成，被叫做维新派。

康有为便是维新派的领袖。

然而，维新派忧国忧民的呼声，并没有改变中国的现状。

甲午战争让中国国运受到重创。

祸不单行，1897年年末，山东发生了曹州教案，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

德国乘机以此为借口，侵占了青岛。

与此同时，俄国占领了旅顺大连，法国占领了广东湛江，英国占领了山东威海，并要求将香港的殖民地界拓展到九龙和新界。

日本也不甘落后，强迫清政府将福建划分到自己的势力范围。

而且，各国列强通过控制中国的海关贸易、修筑铁路、开采矿山、设立工厂、银行等手段，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和金融命脉。

列强瓜分中国的意图昭然若揭，而软弱的清政府除了步步退让，无计可施。

亡国灭种的危机，时时笼罩在每个人心头。

（公车上书）

除了急于救国的维新派，同样心急如焚的，还有年轻的光绪皇帝。

康有为几次上书给光绪皇帝，陈述中国面临的危机，唯有变法才能救国。

康有为认为，中国引进外国新科技、学习外国新经验的洋务运动已经开展多年，但是只靠经济上的技术革新，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家落后的局面。

只有从政治体制这种更深的层面进行变革，才能自强。

光绪被康有为的理念，以及日本、俄国和其他国家改革的书籍深深吸引，决定实施变法维新。

名义上，光绪在17岁时就已经亲政，但实际上，实权还牢牢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

亲政后的光绪，应付繁重的各种事务之外，还多了一项“劳役”。

那就是三天两头要去颐和园向慈禧请安，请示汇报工作。

甚至所有奏折，都会呈交光绪和慈禧各一份。

虽然奏折都是光绪批阅，但重要的决定，还得慈禧说了算。

自甲午战争后，舆论将过错大都归结于慈禧。

对她生活奢靡，在国难之际大摆寿宴，宠信宦官，掣肘光绪等行为颇有微词。

光绪于1898年（戊戌年）鼓足勇气向慈禧要权，迫于当时社会舆论压力，慈禧这才不情愿地同意放权让光绪变法。

有了实权，光绪立即大刀阔斧地开始变法。

1898年6月11日，光绪颁布了《明定国是诏》，表明变更体制的决心，这便是戊戌变法的开始。

光绪让康有为做变法的智囊，又让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弟等人协助维新。

变法的内容主要有废八股、开学堂、练新军、满汉平等、裁减冗员等，涵盖教育、军事等多方面政策和体制。

用现在的眼光来回看变法内容，戊戌变法非常现代和科学。

比如说，创办京师大学堂，所有书院一律改成中学和西学兼有的学堂。

鼓励地方和私人合办学校，设立类似现在大学那样的翻译、医学、农务、商学等学科。

废除以往的科举考试八股文制度，改成考政治、时务及四书五经等。

鼓励民办企业，允许民间企业和商业兴办铁路、开办工矿业。

遣散老弱残兵，削减军饷开支，裁减以八旗子弟为主的绿营编制。

采用西方军事训练的方式来训练和组建新兵，增强地方上的军事武装，打造新的国防力量。

裁判冗员，撤消闲散的行政机构，取消八旗子弟的寄生特权，让他们自谋生计。

准许各级官员和民众上书言事，广开言路，新闻自由。

这些方方面面的变革方案，受到了维新派和开明人士的热烈欢迎。

但是，越是随着变法的深入，要求慈禧彻底放权的呼声越来越高。

权力受到挑战的慈禧，开始蓄势反击。

尤其是当她看出变法的目的是建立君主立宪制时，变法便被蒙上了不祥的阴影。

（光绪帝）

从垂帘听政的那一刻起，慈禧就没有大权旁落过。

多年被操控，让光绪对慈禧十分惧怕。

为此，在维新变法期间，光绪曾先后12次去颐和园向慈禧请安，报告改革变法的所有事宜。

对光绪的请示，老谋深算的慈禧并不发表任何意见。

只是说，只要保证祖宗牌位不烧，头上辫子不剪，光绪做什么她都不管。

慈禧表面上放手让光绪变法，其实暗地里在冷眼旁观，坐等变法出乱子。

裁减机构和官吏，让八旗子弟自谋生路等变法措施，自然使许多人利益受到威胁。

而且这些人，无一不是朝中要员、皇亲国戚，手里牢牢掌握着实权。

所以，新政在绝大多数省份不能推行，光绪发布的许多变法命令，大都成了一纸空白。

为了阻挠变法，守旧的大臣们还成群结队去找慈禧哭诉，央求她出面“拨乱反正”。

慈禧只是冷笑道：“等到最后关键时刻，我自有办法来对付。”

果然，在变法实行第五天时，慈禧便开始动手了。

她迫使光绪下令，罢免自己的老师康有为，帝党最强有力的支持者；

任命自己宠臣为直隶总督，抓住朝中的行政和军事大权；

要求凡是新任的二品以上大臣，必须到其面前谢恩，相当于控制了人事权。

面对慈禧阴晴不定的态度，光绪只好硬着头皮加快变法的步伐。

他频频召见维新派人士，将阻挠变法的官员革职，提拔谭嗣同等维新派官员，想要壮大自己的力量。

然而，自古帝王有兵权才有话语权，光绪手中没有一兵一卒，实施改革难于登天。

而另一边，密切监视维新派一举一动的慈禧，立刻紧锣密鼓地排兵步阵。

她任命心腹官员，控制北京城内外和颐和园的军事警卫权。命令驻天津掌管兵权的大臣荣禄，移兵至北京城附近。

军队的调动，让光绪和维新派感到危机四伏。

光绪焦灼地对维新派官员杨锐说：

“今朕问你，可有良策，怎样尽快将旧法废除，将那些昏庸的大臣罢黜，以便更多年轻有为的官员为国做贡献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同时又不致有拂圣意。”

这个“圣意”便指慈禧。

光绪急于想出对策，既可推行变法，让能者上庸者下，使中国化弱为强，又不致惹恼慈禧。

万般无奈之下，维新派建议光绪拉拢军阀袁世凯。

1898年9月16日，光绪召见袁世凯，升他为侍郎候补，嘱咐他帮助康有为等维新党人。

两天后的深夜，谭嗣同只身去见袁世凯，劝他兵谏，保护变法成果，挽救光绪的危机。

可是袁世凯当面表示愿意效忠光绪，背地里却出尔反而，向荣禄告密。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将正在寝宫休息的光绪控制。

她召集大臣，当众臣子的面，以改变祖宗宗法为名训斥光绪：

“难道祖宗方法不如西法，洋鬼子反倒要比祖宗重要吗？”

光绪跪在地上痛哭求饶不已，之后被囚禁于中南海瀛台。

随后慈禧发布诏书，再次临朝执政。

戊戌变法仅仅持续了103天，便夭折了。

（戊戌六君子）

戊戌变法后，慈禧下令捕杀在逃的维新派重要官员。

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亡到了香港和日本，有人力劝谭嗣同也逃去日本。

谭嗣同拒绝了，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而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六人在北京菜市口被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

当屈辱降临一个国家的头上，最先冲到前面的，却是一群手无寸铁的书生。

他们满腔的爱国热忱，在冷酷的权力下，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有人说他们愚蠢，死的没有价值，但正是他们，用年轻的生命和满腔热血，唤醒了一个时代。

自戊戌变法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个人利益和国家、民族的存亡安危联系起来。

爱国主义观念从此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