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
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
这是一首因事而写的讽刺诗。
李適之从天宝元年（742）至五载担任左相。他是皇室后裔，入相前长期担任刺史、都督的州职，是一位“以强干见称”的能臣干员。而他性情简率，不务苛细，待人随和，雅好宾客，“饮酒一斗不乱，夜则宴赏，昼决公务，庭无留事”，又是一位分公私、别是非、宽严得当的长官。为相五年中，他与权奸李林甫“争权不协”，而与清流名臣韩朝宗、韦坚等交好，所以“时誉美之”。但他清醒了解朝廷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和自己所处的地位，只自忠诚治理事务，不充诤臣，不为强者。因此，当他的友好韦坚等先后被李林甫诬陷构罪，他就“惧自不安，求为散职”。而在天宝五载，当他获准免去左相职务，改任清要的太子少保时，感到异常高兴而庆幸，“遽命亲故欢会”，并写了这首诗。
就诗而论，表现曲折，但诗旨可知，含讥刺，有机趣，允称佳作。作者要求罢相，原为畏惧权奸，躲避斗争，远祸求安。而今如愿以偿，自感庆幸。倘使诗里直截把这样的心情写出来，势必更加得罪李林甫。所以作者设遁辞，用隐喻，曲折表达。“避贤”是成语，意思是给贤者让路。“乐圣”是双关语，“圣”即圣人，但这里兼用两个代称，一是唐人称皇帝为“圣人”，二是沿用曹操的臣僚的隐语，称清酒为“圣人”。所以“乐圣”的意思是说，使皇帝乐意，而自己也爱喝酒。诗的开头两句的意思是说，自己的相职一罢免，皇帝乐意我给贤者让了路，我也乐意自己尽可喝酒了，公私两便，君臣皆乐，值得庆贺，那就举杯吧。显然，把惧奸说成“避贤”，误国说成“乐圣”，反话正说，曲折双关，虽然知情者、明眼人一读便知，也不失机智俏皮，但终究是弱者的讥刺，有难言的苦衷，针砭不力，反而示弱。所以作者在后两句机智地巧作加强。
前两句说明设宴庆贺罢相的理由，后两句是关心亲故来赴宴的情况。这在结构上顺理成章，而用口语写问话，也生动有趣。但宴庆罢相，事已异常；所设理由，又属遁辞；而实际处境，则是权奸弄权，恐怖高压。因此，尽管李適之平素“夜则宴赏”，天天请宾客喝酒，但“今朝几个来”，确乎是个问题。宴请的是亲故宾客，大多是知情者，懂得这次赴宴可能得罪李林甫，惹来祸害。敢来赴宴，便见出胆识，不怕风险。这对亲故是考验，于作者为慰勉，向权奸则为示威，甚至还意味着嘲弄至尊。倘使这二句真如字面意思，只是庆贺君臣皆乐的罢相，则亲故常客自然也乐意来喝这杯酒，主人无须顾虑来者不多而发这一问。所以这一问便突兀，显出异常，从而暗示了宴庆罢相的真实原因和性质，使上两句闪烁不定的遁辞反语变得倾向明显，令有心人一读便知。作者以俚语直白设此一问，不止故作滑稽，更有加强讥刺的用意。
由于使用反语、双关语和俚语，这诗蒙上插科打诨的打油诗格调，因而前人有嫌它过显不雅的，也有说它怨意不深的。总之是认为它并未见佳。但杜甫《饮中八仙歌》写到李適之时却特地称引此诗，有“衔杯乐圣称避贤”句，可算知音。而这诗得能传诵至今，更重要的原因在事不在诗。由于这诗，李適之在罢相后被认为与韦坚等相善，诬陷株连，被贬后自杀。因而这诗便更为著名。（倪其心）
【背景】
李适之从公元742年（天宝元年）至公元746年（五载）担任左相。当他的友好韦坚等先后被李林甫诬陷构罪，他就“俱自不安，求为散职”。而在天宝五载，当他获准免去左相职务，改任清要的太子少保时，写下这首诗。
【作者】
李适之（694年－747年），原名昌，祖籍陇西成纪，唐朝宗室、宰相，恒山王李承乾之孙。李适之早年历任左卫郎将、通州刺史、秦州都督、陕州刺史、河南尹、御史大夫、幽州节度使、刑部尚书。天宝元年（742年），李适之拜相，担任左相，封清和县公。他与李林甫争权，但却不敌落败，被罢为太子少保，后贬宜春太守。天宝六年（747年），李适之听闻韦坚被杀，畏惧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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