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最后的日子》

李大钊最后的日子

学百年党史，读红色经典。大家好，我是来自共青团陕西省委基层组织建设部的张瑞璇，今天我要分享的是《李大钊最后的日子》。

(一）

1926年4月，直系军阀吴佩孚由反奉转而与奉系勾结，造成奉直合作反国民军的形势。奉系军阀占据北京后，把镇压共产党作为首要任务，到处张贴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他们杀害了进步报纸《京报》的主笔邵飘萍。接着又处决了另一家进步报纸的主笔林白水。在直奉军阀的残暴统治下，北方的革命运动转入了低潮。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李大钊同志和中共北方区委做了暂时的退却，他们住进了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内的旧兵营，由公开转入地下继续领导北方的革命斗争，并取得很大成绩：仅北京一地，从1926年3月至1927年2月，中共党员就由30多人发展到1000人以上。共青团的组织发展得更快。彼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李大钊同志兼任中国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的领导，在这一时期，国民党党员也由2200余人发展到4300余人。就是在张作霖的“大帅府”里，也建立了中共地下党支部。由于李大钊同志的革命活动直接威胁着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所以从1923年二七大罢工失败后，他就多次被反动政府通缉。在这种异常艰苦和险恶的环境里，李大钊同志毫不畏惧，始终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革命必胜的信念。

李大钊同志的表姑曾经问他：‘你们老搞这事，也不怕吗?人家那样厉害，兵权在手，把你们从这儿赶到那儿，你们不是自讨苦吃吗？”李大钊同志答道：“怕什么！早晚我们是要胜利的。我们的主义，就像庄稼人的种子一样，到处都撒遍了，他们是破坏不了的。他们破坏了这儿，还有那儿长起来，没有关系。”

1927年初，隐蔽在张作霖大帅府里的我地下党支部得悉，张作霖下令逮捕李大钊同志。京师警察厅也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对李大钊及其他革命者跟踪侦察，图谋一网打尽，妄图消灭京师的革命力量。知情同志与朋友都劝李大钊同志离开北京。李大钊同志的夫人赵纫兰也多次劝说，但李大钊同志态度坚决地说：“我不是常对你说，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假如我走了，北京工作留给谁做？……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这里的工作是怎样重要，哪里能离开呢？”他让很多同志化装转移，自己则留下来坚持工作，坚持斗争。

(二)

1927年4月6日，这一天正好是清明节，天气温暖，风和日丽。一早起来，李大钊同志伏在办公室桌前办公。突然，“啪”的一声尖锐的枪声传来，紧接着院子里响起了纷乱的脚步声、喊叫声……

一群宪兵、军警和特务冲进小屋，十几支黑洞洞的枪口对准李大钊。搜不到任何有用文件便粗鲁地将其绑起来带走。李大钊始终神情自若，轻蔑地望着匪徒。这一天同时被捕的还有八十余名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及李大钊的夫人和两个女儿。

李大钊同志被捕后，多次被审讯，敌人用尽了种种酷刑、威胁和利诱，把竹签扎进大钊同志的指甲缝里，最后剥去了他双手的指甲。李大钊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他没有一句有损党的荣誉、有损革命利益的“供词”，没有向敌人泄露党的任何机密。

李大钊同志的被捕，教育界、学者、名流和李大钊的同乡，均起而营救。但是当李大钊同志得悉后，坚决反对、制止。他说：“我个人为革命、为党而牺牲，是光荣而应当，且已经是党的损失……我不能再要同志们来作冒险事业，而耗费革命力量。现在你们应当保守我们的力量……不要使革命力量再遭损失。”在这生死攸关的严重时刻，李大钊依然念念不忘的是如何保存革命力量，而全然不顾个人的安危。

1927年4月28日，反动的奉系军阀政府对李大钊等20名革命志士的秘密审判，于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执行死刑。李大钊同志神色未变，从容地首先走上绞刑台，他要求讲话，敌人不允许，他就大声叫喊，准备用生命的最后一刻来继续唤起民众。绞刑共继续了三次，施刑长达40分钟之久。刽子手们就用这种惨无人道、灭绝人寰的手段杀害了李大钊。

李大钊烈士就是这样走完了人生旅途的最后一刻，他的一腔热血唤起了更多人的觉醒，他身上体现出的时刻牵挂国家兴亡、时刻不忘人民疾苦并为之奋斗的精神和风范，永远值得我们敬仰和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