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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是中国史学的奠基人，他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范晔的《后汉书》，都是有卓越成就的史书。它们在民族史方面也都有杰出的撰述。《史记》把环绕中原的各民族，尽可能地展开一幅极为广阔而又井然有序的画卷。它写了《匈奴列传》、《南越尉佗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分别按地区写出北方、南方、东南、东北，西南、西北的民族历史。把这六个专篇合起来，可以说是一部相当完整的民族史，其中有些记载是超越当时和今日国境范围的。这与先秦记载之局限于一个民族或几个民族的有关事迹，是大不相同的。秦汉的空前统一局面及其对外交通的发展，使当时人大开眼界，也使我们的历史家能写出这样包容广大的民族史。自战国以来，我们的先民有了解世界的追求。邹衍大九州之说，是这种思想的地理形式。《礼记·中庸》说：“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是这种思想的道德形式。《史记》写民族，也许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这种思想的历史形式。
《匈奴列传》在材料的选择和表述的形式上，都有创始的意义。列传的开头，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
这是说匈奴历史的古老、地理的位置和民族的最大特点。下文紧接着就说：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駞、驴骡駃騠、騊駼、驒騱。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
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功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这两段话把这个游牧民族在生产上的特点，畜牧、狩猎和军事相结合的特点，日常生活和婚姻制度的特点以及文化水平，都说到了。这同列传开头的一小段话，概括地勾画出这个民族在几个重要方面的特点，大体上反映了匈奴社会所可能达到的历史发展阶段。
《匈奴列传》，除开头的三段外，可分为三个部份。一个部份，是从夏后氏少康之衰说起，直到冒顿称单于之前，说的是匈奴不断发展及其与汉族先民的关系。冒顿称单于，在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 年）。他在位三十六年，是匈奴最强盛的时期，也是列传中重点表述的部分。这里写出冒顿的坚毅雄悍，并因写匈奴的强大而同时写出月氏、东胡及一些北方民族的盛衰。冒顿与汉廷曾有书信往来，可见这时已使用文字，但未明说是匈奴自制文字或是汉字。这是关系匈奴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记事。最后一部分，是从老上单于即位之年（前174 年）起，写到天汉四年（前97 年）。列传写出，在这一时期，因汉降人对匈奴的教唆和汉家将相贪图战功，匈奴跟汉朝的关系复杂化了。列传在写这一时期的双方关系时，很有分寸，透露了作者对双方关系的独到见解。列传还写了在老上单于时，汉降人中行说“教单于左右疏记，以计课其人众畜物”。这也是关系匈奴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记事。对于这一类好象细小但有历史意义的事，司马迁往往不轻易放过。
匈奴的活动，主要是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后来，鲜卑、突厥、回纥、蒙古等几个在全国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民族也都在这里活动，使这里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特别活跃的地方，因而《匈奴列传》也就越来越加强它在民族史文献上的重要地位。
《匈奴列传》以外的五篇民族史传记，都各有特点，也都在民族史文献上有其重要性。《西南夷列传》的篇幅较少，而在地理范围上包含今云南省、贵州省及四川省西南部，涉及的民族的数目也特别多。传文把这些民族加以简明的叙述：西南夷君长以十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十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十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桐师以东，北至叶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移徙，亡常处，亡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嶲以东北，君长以十数，徙、莋都最大。自莋以东北，君长以十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十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这一小段文字，把西南夷区分为四类。田耕邑聚者为一类。随畜牧迁徙，无君长者为一类。或土著、或移徙者为一类。有君长而定居或移徙不明者为一类。每类各有若干族群，各有相当范围内的活动地区。《西南夷列传》，总的说来，材料并不丰富，但提供了一个研究西南少数民族古代史的线索，是很可珍贵的。象《西南夷列传》这种按照地区分别表述民族历史的方法，特别对于民族复杂的地区，很适用。这种办法对于后来的民族史撰述有很大的影响。
应该特别指出来，《史记》对汉族的形成，做了很多的工作。学者们习惯于把这些工作看作是中国史的一般工作。而从民族史的角度看，这些工作还应该说是对叙述汉族形成过程所做的工作。《史记》有《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秦始皇本纪》以至汉以后的帝纪，它们所表述的不同的历史阶段，也就是汉族形成的不同阶段。《史记》又有《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这些表是表述不同历史阶段的又一形式。尽管司马迁还没有“汉族”的概念，他也不一定会意识到这是为一个民族的形成写历史，但实际上他做了这个工作。一直到现在，他的工作成果还是我们研究汉族形成史的基本文献。
《史记》论述了不同民族的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但不斤斤于夷夏之别。
司马迁对待少数民族的态度是理智的，没有明显的狭隘民族思想。《史记》记：“禹兴于西羌”，而为夏后氏之祖。又，秦之先祖大费，其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又，春秋时，秦以“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后来秦用商鞅变法，改革了一些戎俗，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史记》记周人历史说，周在夏殷的基础上，发展成为文化较高的民族。而周的先世却曾“奔戎狄间”，到古公亶父始“贬戎狄之俗”。又，匈奴在一般人眼中好象是不可能有什么文化历史的民族，但它却是“夏后氏之苗裔”。《吴太伯世家》说：“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越王勾践世家》说：“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山。”这些记载所反映的思想，与战国时期的孟子大不同。孟子只承认“用夏变夷”，而不承认夏会“变于夷”。《史记》的这些记载，则是“用夏变夷”者有之，“变于夷”者亦有之。匈奴问题是汉代尖锐的民族问题。
《史记》既反对匈奴对汉边地的侵扰，也反对汉朝对匈奴牧地的侵夺。在关于河南地的争夺上，《史记》肯定了匈奴在当地的主权。所以《匈奴列传》记秦始皇侵占这块土地时是说：“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而在记匈奴冒顿单于时事，是说“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对于汉和匈奴间的战争，《史记》并不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它指出，汉武帝初年，“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但自王恢设计诓骗匈奴以后，双方才不断用兵。《史记》指出，汉家对匈奴用兵为自己带来很大的困难。《平准书》指陈对匈奴战争的严重后果，说：及王恢设谋马邑，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骚扰而相奉，百姓抏弊以巧法，财赂衰耗而不赡。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迟，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严令具。兴利之臣自此始也。其后，汉将岁以数万骑出击胡。及车骑将军卫青，取匈奴河南地，筑朔方。……转漕甚辽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益虚。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终身复。为郎增秩，及入羊为郎，始于此。
其后四年，而汉遣大将将六将军，军十余万，击右贤王，获首虏万五千级。明年，大将军将六将军仍再出击胡，得首虏万九千级。捕斩首虏之士赐黄金二十余万斤。虏数万人皆得厚赏，衣食仰给县官；而汉军之士马死者十余万，兵甲之财转漕之费不与焉。
《匈奴列传》对于汉廷在民族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是微婉其词的。所以在列传的结尾，感慨于《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但以《平准书》和《匈奴列传》合观，可见作者对自己的真实思想还是不愿掩盖的。司马迁死后两千多年的悠久岁月中，在汉与匈奴的问题上，很少有人能象他这样看的。
班固的《汉书》和范晔的《后汉书》，继承《史记》，在民族史方面，对前史或续或补，对创兴的新史专立篇目。它们在资料上可说是收集得不少，而见识上要比司马迁差得多。
《汉书》的《匈奴传》，有上、下两卷，收录了《史记·匈奴列传》的旧文，增益了李广利降匈奴以后以至更始末年的史事。把《史》、《汉》和《后汉书》的《南匈奴传》合起来看，我们可以看出对夏、殷以至东汉末年的匈奴历史具有相当完整的记载。《汉书·西域传》也分上下两卷，比较系统地记录了天山南北各民族的情况，对于道里和户口的数字也都有所记载。这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古代民族史的重要资料。《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几乎全是抄录旧史，而所收文帝赐赵佗书和赵佗所上书，是《史记》所缺略的重要文献。
《后汉书》的民族史部分，收罗繁富，甚见工力。《西域传》、《南匈奴传》接续前史，记录了匈奴和西域在东汉时期的重大变化。《东夷传》、《南蛮西南夷传》好象是因袭旧规，而记载翔实，过于前史。西羌问题是东汉时期比较突出的民族问题，乌桓和鲜卑是这时期新兴的民族，而鲜卑对后来中国历史的发展大有影响。《西羌传》和《乌桓鲜卑传》是《后汉书》新创的篇章。陈寿的《三国志》，一向同《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四史”，而陈书民族史部分很简略，仅有乌丸、鲜卑、东夷传，但也可与《后汉书》有关部分相参证。
在编写体例上，《汉书》和《后汉书》都是按地区对多种民族作综合表述，有时是以一个最占优势的民族为主而连带叙述其他民族的。它们在表述民族史事时，往往穿插着有关的中外关系，使读者可以看到民族地区在中外关系史上的地位。这两点，都是继承了《史记》的编纂方法，对后来的民族史撰述很有影响。一直到今天，这两点还是值得采用的。
在观点上，《汉书》不赞成汉对南粤、西南夷及朝鲜的用兵，而称赞汉文帝对赵佗的安抚政策。这种观点还反映了班固对这些民族的鄙视态度，但比起他对待匈奴的态度来，还是温和的。他说，匈奴是“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塞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绝外内也。是故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这把匈奴看作天生的劣等民族，是不符合史实的。这种对少数民族极为恶劣的态度，是很不妥当的。《后汉书》对两汉时期民族关系的发展，指陈形势，立论相当概括。在这一点上，《南匈奴传·论》和《乌桓鲜卑传·论》都表现了作者的史才。但《后汉书》忽视民族间的历史友谊，而强调少数民族对中原皇朝的威胁。这种对待民族问题的态度，是远远落后于司马迁的。
《史记》、《汉书》、《后汉书》的成就不同，均为中国民族史工作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研究的线索和撰写的方法，在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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