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战争夺走的光影】

【被战争夺走的光影】

1939年6月，夏热渐浓。袁牧之等人又来到四军分区，见到军分区司令员熊柏涛和政委刘道生。在军分区领导的关怀下，他们又在纪录片中加入了妇救会、儿童团等电影素材。

同年7月，夏日炎炎。袁牧之历尽艰辛，进入三军分区。在这里，袁牧之和电影团的全体人员受到了晋察冀边区司令员聂荣臻和中共中央北方局晋察冀分局书记彭真的接见。聂荣臻告诉袁牧之等人，这里有一个外国人，让他们一定要想办法拍一拍。这个外国人叫诺尔曼·白求恩。

于是，拍摄组成员们临时把对白求恩的拍摄加入新的计划当中。

此外，他们还拍摄了三军分区制造弹药和补给的活动。由于需要做很长时间的跟踪拍摄，他们在三军分区一直逗留到秋风习习。

1939年10月，在《延安与八路军》开拍一周年之际，袁牧之等人来到了一军分区，见到了司令员杨成武、政委罗元。在这里，他们赶上了一次日军对敌后根据地的大扫荡，追随着白求恩的脚步，袁牧之等人冲上了前线，拍摄到了白求恩在前线抢救伤员的很多画面。后来，因为受到感染，白求恩牺牲了。袁牧之又组织大家拍摄了白求恩追悼会的珍贵场景。

1939年12月，袁牧之迎来了在中国西北的人生的第二个冬天。

由于已经积累了大量素材，袁牧之和吴印咸等人商量，由吴印咸和徐肖冰各带一组人马继续留在前线拍摄，袁牧之则带着已经拍好的底片火速赶回延安，想方设法进行后期制作，让《延安与八路军》早日与观众见面。

得知袁牧之要返回延安，部队首长们担心他的安全。正好此时关向应要回延安开会，便与袁牧之同行。一路数日，两人朝夕相处，相谈甚欢。快到延安的时候，关向应把一张写着字的纸交给袁牧之。袁牧之展开一看，原来是关向应写给党组织的介绍信，大意是：袁牧之经过一年多的革命历练，已经符合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标准，我可以做袁牧之的入党介绍人。“你尽快去找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同志吧，向他提出入党申请。”关向应说。回到延安后，袁牧之即刻写了入党申请书，并找到陈云。不久，袁牧之便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袁牧之盘算着，回到延安后，详细打听一下情况，如果有一丝可能，便马上出发去香港，完成《延安与八路军》的后期制作。然而，让他焦心的是，去香港的交通路线已经被战争切断；一定要去香港，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但风险太大。后来，八路军总政治部领导反复权衡，做出了到苏联制作后期的决定，由袁牧之全权负责。

作为中国共产党自己拍摄出来的《延安与八路军》电影，就要有中国的元素在其中，袁牧之又向上级组织提出，应该给这部电影配上具有中国风格的音乐，所以，希望能有一位懂中国民族音乐的艺术家同行。最后，冼星海被特批与袁牧之同赴苏联，参与制作影片的后期。

令袁牧之感到突然的是，就在他和冼星海确定了出发的日期后，突然接到了一个来自杨家岭的邀请，毛泽东要给他们饯行。踏着春天刚刚冒芽的青草，迎着阵阵温暖的春风，在和煦的阳光照耀下，袁牧之、冼星海以及冼星海的爱人钱韵铃、女儿妮娜，一起走进了毛泽东的窑洞。

毛泽东给袁牧之和冼星海倒酒，给妮娜夹菜，告诉她多吃点儿鸡肉，那是警卫员听说主席要请艺术家吃饭，专门跑到老乡家里买回来的。毛泽东的目光和蔼但高远，他告诉袁牧之和冼星海，到苏联后可以考察一下电影事业和音乐艺术的建设、管理和发展经验，作为今后新中国在这方面发展的借鉴。

1940年5月，袁牧之一行到达西安办理出境手续。在这里，他遇到了后来创建长影时的同事——钟敬之，两人交谈甚欢，对未来都很憧憬。

足足过了半年，1940年的11月，袁牧之和冼星海才辗转来到莫斯科。北风呼号，白雪纷飞，又是冬天了。袁牧之通过第三国际的关系，把《延安与八路军》的底片素材，送到苏联有关部门去洗印。而他自己，则带着毛泽东的嘱托，想办法来到莫斯科电影制片厂。这位在中国已经赫赫有名的大导演，宁愿从实习导演做起，还当场记，为别人做助手。从这里入手，袁牧之开始摸索苏联国有化电影体制的管理经验。让他更感兴奋的是，他在这里还认识了电影大师谢尔盖·爱森斯坦。爱森斯坦的《战舰波将金号》早已经在电影界闻名遐迩。袁牧之心甘情愿拜爱森斯坦为师，给他做拍摄助手，用心学习电影拍摄技术。

时间飞逝，转眼间，1941年的夏天来临了。《延安与八路军》的底片已经全部洗印出来，可以进行剪辑和配音了。然而，一件让袁牧之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在当年的6月22日，德国向苏联发动突然袭击，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到处兵荒马乱，到处是炮火硝烟。在苏联的电影机构及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向后方撤退的过程中，已经洗印好的《延安与八路军》的底片，由于经办人的疏忽，丢失了。袁牧之痛心疾首，却莫之奈何。

战争，赋予了《延安与八路军》以重大的历史意义；战争，也给了《延安与八路军》致命的一击。人类总想创造些什么，但又从未停止去摧残。

袁牧之有一种伤及心扉的痛，在得到那个丢失的消息的瞬间，他感觉身上软绵绵的，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他本能地坐下，躺下。

那丢失的是他这些年苦苦奋斗的缘由，是他的命！但，他没有气馁，他要活着，他要回去，回中国去，继续他的梦。

然而，混乱持续着，炮火蔓延着，他尝试的所有回到祖国的路线都走不通。那好吧，就在这异国他乡留下来，继续找寻他刻印在光影中的幸与不幸、历史与今天。袁牧之随着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来到了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找到在战火中仍然坚持拍摄电影《伊凡雷帝》的爱森斯坦，继续做他的助手。

爱森斯坦看过袁牧之主演的电影《生死同心》后，十分欣赏袁牧之的表演天赋，认为他是“天才的人”。后来，在爱森斯坦的信任和推荐下，处在异国他乡的袁牧之独立编导完成了当地吟唱诗人江布尔·扎巴耶夫的传记纪录片《江布尔》。“在江布尔的百岁诞辰即将到来之际，苏联政府准备举行隆重的庆祝纪念活动，其中就有拍摄一部表现江布尔百年生平的传记纪录片的内容。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接受了这个拍摄任务后，在精心挑选导演人选时，颇费周折。先是挑了几个苏联方面的电影导演，但都被否定了。后来，经爱森斯坦等几位制片厂资深艺术家的共同推荐，经过莫斯科制片厂领导反复研究协商，决定把这一重任务交给来自中国的袁牧之。”

最终，这部纪录片“既像一部诗剧，又像是一部长篇叙事诗，在结构和手法上都很有新意。袁牧之对影片的新颖构思和创新的手法，受到了苏联同行们的一致好评”。

战争是残酷的，不仅有前线的血肉横飞，也有后方的疾病和饥饿。另一件令袁牧之悲痛万分的事情发生在1945年10月30日，就在这一天，与他同来苏联的冼星海因身染重病去世。什么是生死与共，什么是患难真情，也许只有经历了那样残酷的现实，才能深深地懂得。

1945年12月，从阿拉木图回到莫斯科的袁牧之，接到了来自中国的消息，发自中共中央的电报中点到了一批回国人员的名字，袁牧之就在其中。电报中要求，回国的人员要到东北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报到。

1946年2月，袁牧之搭乘飞机离开了他漂泊5年多的苏联，直奔中国东北的沈阳。

当飞机离开地面的时候，伴随着轰鸣声的，还有他滚滚的心潮。那5年，是他带着自己的电影梦想流浪的5年，是他经历人世间大风大浪的5年，也是他深入学习、了解苏联电影模式的5年，此时的他，力量在手，抱负在胸。37岁的袁牧之的人生之旅，又一次出发了。

飞机刚一降落，袁牧之就发觉，东北的冬天与西北的延安以及苏联都不相同，东北的冷是干巴巴的，还有点儿大咧咧，像东北的人。

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并不在沈阳，而是设在抚顺。袁牧之急匆匆赶到时，部长凯丰正等着他。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迎接他的还有他的老搭档钱筱璋以及田方、许珂等人。

袁牧之和钱筱璋的手紧紧握在一起，互诉离别，开心地哈哈大笑。而说到他们的下一站，大家不约而同地脱口而出：长春！

是的，在长春，一座中国大地上电影领域的庞然大物正在等待着他们的到来。它此时的名字叫“满映”。

二、钱筱璋：让新闻记录历史，让历史改变人生

他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因为电影而改变了命运；他是影片的剪辑师，用一双灵巧的手对电影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影片上却没有留下他太多的名字；他是新中国新闻纪录电影的奠基者之一，做过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厂长，但为人永远和颜悦色，平易近人；他一生都在奉献自己，去世了，还把自己的遗体献给北京积水潭医院进行病理解剖，眼球则献给了同仁医院……

他，姓钱，名筱璋，其名从“小张”谐音而来。

1918年2月，江南微雨斜飘，春天刚露出俊俏的小脸儿，安徽芜湖一户贫困的钱姓人家，诞生了第三个孩子，靠维修钟表为生的父亲给这个瘦小的孩子起名钱德麟。

几年过去了，父亲看到钱德麟长不高也长不胖的身体，担心他长大后没有力气干重活，便下决心让钱德麟读书。而他的哥哥姐姐都因外出当学徒赚钱养家，与学校无缘。可是，在钱德麟13岁时，父亲去世了，家里再也无力供他上学了。14岁时，钱德麟到一家米店打工，每天累得筋疲力尽，身体日渐瘦弱干枯。

1932年秋天，钱德麟拖着疲惫的身躯回转家来。家人告诉他，在上海工作的堂哥阿英回来看大家了。钱德麟抬眼看了看，疲倦无力的眼神把堂哥阿英吓了一跳。临走时，阿英做了一个决定：你跟我去上海吧，先住在我家里，慢慢找就业的机会。

阿英可是个大人物。他叫钱杏邨，原名钱德富，有很多笔名，当时叫得比较多的还有张凤吾，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剧作家、文学理论家和文艺批评家。带钱德麟去上海的时候，阿英刚刚接受了明星影片公司的编剧顾问聘书。

到上海后，经阿英介绍，钱德麟进入明星影片公司技术科，学习电影剪辑。此时，钱德麟才是一个刚满15岁的少年。很快，神奇的影像世界吸引了他。

因为阿英当时的笔名叫张凤吾，大家都叫他“老张”，钱德麟是他的弟弟，大家就叫他“小张”。时间长了，钱德麟干脆就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钱筱璋”。

勤勉聪慧的钱筱璋很快就真正地参与了电影剪辑的实践。《生死同心》《清明时节》《十字街头》《夜奔》《马路天使》，都留下了钱筱璋“剪”的痕迹。

在拍摄《马路天使》的过程中，钱筱璋和袁牧之的交流非常多，袁牧之把这个小自己9岁的青年人当成自己的小兄弟。作为袁牧之拍摄这部影片的技术剪接助手，钱筱璋认真聆听袁牧之的思路，领会他的用心，一边潜心工作，一边不停地学习外国影片剪辑方面的艺术和技术，剪辑能力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有时，袁牧之也会同钱筱璋谈论一些政治问题，谈论各自未来的电影理想。而在日常生活方面，钱筱璋则经常帮这位花钱缺少计划性的大导演处理一些赎物或当物的工作。

1937年8月，日军进攻上海。袁牧之一边忙着文艺救亡演出队的事儿，一边筹划着到武汉去。钱筱璋则转行到夏衍主编的《救亡日报》社当了摄影记者。待袁牧之最终确定了行程，他和陈波儿商量，要带上钱筱璋，寻找更广阔的电影世界。

到达武汉的钱筱璋加入了中国电影制片厂（前身即汉口摄影场）。在这里，他开始接触新闻纪录片。《抗战特辑》的第2辑到第5辑、《武汉空战大捷》以及《电影新闻》4辑等都是经过钱筱璋剪辑的。

拍完《八百壮士》之后的袁牧之，对赴延安拍摄《延安与八路军》做了精心的准备，本来是要带着钱筱璋同行的，但由于担心离开的电影人太多，引起国民党政府的注意，同时也有别的任务分派的原因，钱筱璋被留在了武汉。1938年6月，由于政治上可靠，经陈波儿等人介绍，钱筱璋在武汉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个刚刚20岁的青年感觉到了信仰的魅力。

1938年8月，就在袁牧之到延安成立延安电影团的同时，钱筱璋因为日军进攻，武汉形势日趋紧张，而随中国电影制片厂撤至重庆。不久，又被厂里指派去香港做战时的电影剪辑工作。

钱筱璋一去就是两年。其间，他一刻也没闲着，剪接了蔡楚生编导的电影《孤岛天堂》、司徒慧敏导演的《白云故乡》、纪录片《保卫大四邑》，等等。1940年初，钱筱璋接到电影厂的通知，让他速回重庆，有新的工作要他来做。

刚回到重庆，陈波儿就找到钱筱璋，告诉他，周恩来听说他回来了，很关心他的组织关系和组织生活，约他到曾家岩50号见面。

曾家岩50号的另一个称谓是“周公馆”，是周恩来在重庆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周恩来告诉钱筱璋，组织关系先暂时放在这里，组织生活要按时过，有困难可以随时来找他。钱筱璋表达了到延安的意愿，周恩来则清醒地说，这里同样需要电影人才，为将来建立自己的电影做好储备，有机会了再去延安。

1941年1月4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在重庆的中共党员面临的形势非常凶险。中国电影制片厂已经不能去了，钱筱璋把自己藏在离长江不远的一个小客店当中，等待党组织的下一步指示。不久，周恩来派人前来通知他，转移去延安。

1941年6月，经过周密安排，钱筱璋化装成汽车修理工人，正式启程，赶奔延安。由于各种险阻不断，从重庆到延安，钱筱璋足足走了两个月。

来到延安的钱筱璋先是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两年后到延安电影团做秘书工作，负责团里的后勤生活。钱筱璋脑筋灵活，利用废弃的胶片制作了不少证章，卖了不少钱。他还购买了照相器材，开起了照相馆。在他的牵头下，电影团办起了摄影训练班，培养摄影人才。这时，一个叫侯波的女青年闯进了钱筱璋的世界，她是电影团培养的第一批女摄影师，后来更是成为毛泽东生活照的特许拍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