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和波伏娃不是《堕落》中的主角那样的忏悔者，但他们意识到了未来会向他们投来严厉的目光。“我们觉得自己会被蒙着面的后人评判，”萨特在1952年写道，并补充说，“后人会长期审视我们，我们的时代会成为他们眼中的一个对象。”波伏娃在她的最后一卷回忆录中也写道，她曾经觉得自己比以前的作家高一等，因为很明显，她知道的历史要比他们多。但接着，她登时醒悟到了那个再显见不过的事实：有一天，她这一代人也会接受未来标准的评判。她明白，她的同时代人必将面临历史学家汤普森（E. P. Thompson）后来所谓的那种“子孙后代的巨大优越感”。
不过，萨特仍然坚信，人必须要当机立断。如果因为害怕犯错就骑墙的话，那么你绝对会犯错。正如克尔凯郭尔所言：
正如哲学家所言，生活只能倒着被理解，这完全正确。但他们忘记了另一个命题，那就是生活必须正着被经历。如果好好思考一下这个命题，你就会意识到一个越来越明显的事实：我们永远都不可能真正地及时理解生活，因为在任何一个特定时刻，我们根本无法找到必要的参考系来理解它。 这种静止和沉思的点，永远不可能存在。
在萨特看来，和一切事物一样，在政治中，正确的方向从来都是往前——即使往前的路带着你拐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儿，即使你走得太快，根本无法完全掌控，也只能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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