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第二章 大学和神学院时期

大学和神学院时期
一 
    1893年，我离开了潘达珀斯学院。经过乔治·丹尼老师的介绍，我进入哈姆普顿悉尼学院，在那里读二年级。我还加入了他的同学会和文学社。对于一个热血的年轻人来说，所有这一切的到来都令我感到深深的满足。 
    在美国发表《独立宣言》的1776年，大陆会议创建了哈姆普顿悉尼学院，并以两位伟大的英国自由主义爱国战士的名字为其命名——约翰·哈姆普顿和阿尔金·悉尼。在学院历史上，曾出过一位美国总统、三十位国会参众议员、八个州长和二十多位学院的校长。 
    我当时读书的时候，学校仅有一百五十多名学生，现在已经发展到近四百名。据1931年的一份调查结果显示，在列在《美国名人录》中的美国大学校友中，哈姆普顿悉尼学院的校友以7.45%的比例排在第一位。阿姆赫斯特学院以7.4%的比例位列第二名，其后是比例为6.6%的哈佛大学。这个排名引起了报刊的广泛热议。其中，《诺克斯维尔日报》评论说：“哈姆普顿悉尼学院所起到的作用远不是一份调查报告所能体现的，它历史悠久，拥有其独特的教育风格。在美国南方的教育历史中，它的影响是无可比拟的。” 
    我们个人之间，尤其是和同学会的同伴之间的友谊，以及在学校悠久传统之下形成的轻松氛围，是大学生活对我最美好的馈赠。但我在这里读书的那段时间，哈姆普顿悉尼学院已经有走向衰落的趋势，其招生的人数在不断下降。长年以来，大量的烟草种植彻底摧毁了这里的土地——学校所在的弗吉尼亚州。有条件的家庭都把孩子送到了北部和西部的学校。在我入校后不久，我最喜爱的英国文学老师乔治·丹尼就离开了，接替他的老师是一个毫无生趣的人，讲课枯燥乏味，令人昏昏欲睡。我们物理科学的老师很优秀，但由于缺乏兴趣，我也只是敷衍地在学，能及格就好。临近毕业的时候，对于要离开这里，我没有感到丝毫的遗憾。学校给我提供了读研的奖学金，但我已经不想再待在这里了。 
    李·特兰克是我大学里最好的朋友，几年中，班级的第一名总在我们两个中间交替。我们之间的友谊，是我回忆起在学院的日子里感到最愉快的事情之一。他跟我年纪一样大，我们在同一个同学会里面，住同一间宿舍，常常在下午的时候一起散步。和我一样，他也不喜欢参加学校组织的体育活动。甚至我们会一块去和女朋友约会，也不会有争风吃醋的事情发生。他家在弗吉尼亚州西南的维斯维尔，学期开学前，我们会先在他家会合。夏天放假的时候，我也会先和他一起回到他家。很多个圣诞节，我都是在他家度过的。毕业以后，我回到潘达珀斯学院执教，他去弗吉尼亚大学攻读了法律，但我们的友谊并没有因此中断。再后来，他先后担任过谢南多亚人寿保险公司的董事长、州教育委员会的主席，并在1921年当选了弗吉尼亚州的州长。在这次选举中，他还创造了历届州长选举最大的多数票。四年任期满后，他成为弗吉尼亚州罗阿诺克第二长老会的长老，并在这个职位上保持了长年的热情。他是在1939年去世的。之前，我们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每次回美国，想到能够去看望他，我都充满了期待。 
    在哈姆普顿悉尼学院，优秀的学生是很多的。毕业那年，另外一个班的学生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我和特林卡尔位居第二。考第一的那名学生做了毕业告别演说。为了让我们两个人都能在授受学位的典礼上登台演讲，学校特意恢复了早已废弃多年的希腊文演讲，并指定由我来做。在热心、和蔼、博学的布洛克教授的帮助下，我完成了演讲词的撰写。很幸运的是，典礼那天，台下汗流浃背的同学们没有表现出对演讲的不满。在二十岁生日的前一天，我拿到了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我还在哈姆普顿悉尼学院念书的时候，学院在教育和管理方面都是非常有名的。协和神学院距离我们很近，它就像是我们学院的研究生院。我们这里的很多学生都有毕业后去传道的想法。在这种热烈、虔诚的宗教氛围下，宗教的问题再次摆在了我的面前。我们这些学生并不羡慕那些神职学生的社会地位，对他们的品行也没有抱着总是欣赏的态度。《圣经》课是那么枯燥无聊，教堂的宗教活动也丝毫不能引起我的兴趣。但参加这些活动的人们，并没有表现出厌烦和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