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8月，张永、王静安、杨荫萱等6个摄影助手又成长为摄影师，东影的摄影队达到14个。1948年8月，1949年3月，东影又确定了两批摄影师。至此，东影的摄影队已经达到32个。
摄影队穿越大江南北，往返于前线和后方之间，爬冰卧雪，顶风冒雨，翻山越岭，枕着枪声入睡，迎着朝霞冲锋，踏着烈士的鲜血前进。
拿到前方拍回来的素材，后方的编辑往往彻夜不眠，用最快的速度把英雄的战士和英雄的人民的身影和事迹剪辑成片。奇迹在东影人的手中创造出来，他们以平均不到两个月编辑一辑的速度，到1949年7月，编辑出品了17辑《民主东北》，总长23，687米，共106本。
安静地坐在那里，把《民主东北》从头到尾看一遍，随着人们创造的激动人心的历史画卷慢慢展开，你会发现，那里面有撼天动地的精神，那里面有壮怀激烈的河山。
首先，《民主东北》有军人的呐喊和战场的厮杀。如：《四下江南》《东满前线》中攻克公主岭、昌图的英勇进军，《收复四平》中在街头攻坚时的激烈巷战，《公主屯战斗》中的战士们冒着零下40摄氏度严寒修筑工事、活捉国民党新五军军长刘光谦的精彩画面，《东北三年解放战争》中的收复绥中、兴城、义县的激动人心的情景，郑洞国离部投降的实况，《解放天津》中的密集炮击、突破防线、俘获国民党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的战斗历程……
每一次战役中，摄影队的人员都有不同的分工任务，他们的目的是全面记录战争全程，战斗的后勤工作要拍，炮兵的发射要拍，前沿阵地的突击队也要拍。摄影队的队员们在纷飞的子弹中奔跑，那时候，他们来不及去想生死。
其次，《民主东北》有群众的相助和人民的生活。《接收后的鞍山钢厂》《安东造纸厂》《东北毛纺织厂》《林业生产》中工人们奋勇争先的主人翁精神，《伟大的贡献》《做军鞋》《送公粮》中人民群众增加生产、支援前线的努力奉献，《前线炮兵助民春耕》《松江二线兵团助民修筑排水》中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的鱼水深情，《翻身曲》《农村建设》《五一在东北》中人民群众开启新生活的动人场面……点点滴滴汇聚而成的东北解放区人民群众的新的生活风貌被胶片刻印进了历史，人民群众扭起大秧歌的欢天喜地成为今天的人们理解那场胜利的一个重要视角。
最后，《民主东北》有胜利的荣光和民族的自豪。《北平入城式》中人民军队雄姿英发、气势昂扬进入北平的激动人心的历史场面，《毛主席阅兵》中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在北京西苑机场同各界见面、检阅各路军队代表的历史瞬间……这里面有着军人的荣光，也有着中华民族从此独立自强的豪情万丈。
在兴山坐镇指挥的袁牧之清楚，东影的这几十支摄影队在东北的大地上纵横驰骋，危险遍地，艰苦非常。就像后来一位摄影师回忆的那样，从北满的吉林到南满的锦西，从西满的彰武以西的沙漠到营口海岸，每个队的行军路程都达到了上千公里，每天急行四五十公里，休息四五个钟头，是极为平常的事情。
正是这几十支摄影队，为刚刚成立的东影赢得了荣耀。1948年下半年，连续听到三位摄影师在战场上牺牲消息的袁牧之几度泪流满面。他们的英灵深深地扎进了袁牧之的心，即便1949年后他上调北京，仍然在许多场合提起《民主东北》以及《民主东北》的摄影师。
1949年7月，在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袁牧之作《关于解放区电影工作》的专题发言，他说：“我们摄影队已从最初的3个发展到了今天的30多个，大部分是战地摄影队，雨淋日晒，风吹雪打，在最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地随军作战 ；他们不仅意识到作为一个人民电影摄影员的光荣任务和作用，并因为每到一个部队就提高了该部队的战斗情绪，因而更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极有作用的政治工作者，他们就更加不顾一切，英勇无畏，勇于牺牲，随着尖刀连、尖刀排、尖刀班，进入到最危险的敌人腹地去完成拍摄任务，甚至牺牲了三位同志……”
在拍摄新闻纪录影片的同时，东影还组织人力物力，制造幻灯机、幻灯片，拍摄新闻照片。他们把来自战场上，来自工厂里，来自田间地头的鲜活场景定格，让历史留在身边，不会离我们远去。仅1948年下半年到1949年上半年，他们就制作出新闻照片8套，大型展览照片 1 套，全力宣传党的好政策、解放军的新战绩、人民的新生活。
在刀尖上起舞，在迎面飞来的子弹前露出笑容，东影人甫一亮相，就赢得了历史的尊重，他们是解放战争历史长卷中重要的一个篇章。他们创造的光影，已融入夜晚需要你仰望的永恒星光。
（三）
婚后的陈波儿被袁牧之细如流水的感情滋养着，更被袁牧之的电影宏图所鼓舞着。两位艺术家对艺术的追求和对工作的安排，分不出是上班还是下班，是厂里还是家里，他们永远都在碰撞，永远都在忙碌，他们的生命布满光影，他们把那光影当作未来的光明。
自从袁牧之提出了“七片生产”的计划，陈波儿就思考着能否在美术片方面有所突破。她把内容锁定在国民党蒋介石事事寻求美国援助，为实现独裁而不惜卖国、发动内战上，借以讽刺其丑陋嘴脸。但在表现形式方面，陈波儿希望能做一部木偶片。
陈波儿的大胆想法得到了袁牧之的支持。但问题是，在中国电影史上，还没有人拍摄过木偶片，无法找到借鉴，因此难比登天。
但陈波儿并不气馁，她觉得作为东影，必须是能够生产全部片种的电影厂，不管木偶片这个新片种有多难，她都要蹚过这条河。
陈波儿首先完成了剧本创作。全剧共分四场，分别是“跳加官”“花子拾金”“大登殿”和“四面楚歌”。第一场“跳加官”揭露蒋介石所讲的“四项决定”“五项诺言”以及所谓停战协定，其实质是专制，是独裁，是想做皇帝，反共才是他的最终目的；第二场“花子拾金”揭露蒋介石的“民主”其实只是个招牌，是假的，是欺骗广大民众的 ；第三场“大登殿”揭露蒋介石主导召开的“国大”，其实是伪国大，通过的宪法也是伪宪法，他的真实目的就是想让自己做皇帝，继续奴役人民；第四场“四面楚歌”则揭露蒋介石改组政府，以加重税收的方式把压力转嫁到民众身上，导致社会各界群起反对，最终濒于垮台，无论美国政府给予多少金钱，支援多少飞机大炮，最终都会功亏一篑，直至灭亡。
剧本最终获得了东影领导的一致赞成。接着，陈波儿找到日本籍员工持永只仁，希望他能协助自己拍摄完成这部木偶片。持永只仁清楚，此时东影的技术条件根本不具备拍摄木偶片的能力。
但作为一个任务，也作为一个挑战，持永只仁接受了陈波儿的邀请。
在机器设备前，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反复尝试，经过不断试验，最终，他竟然把最关键的问题解决了！不仅如此，持永只仁还为这部新片做了动画设计。
虽然技术上的问题解决了，但陈波儿并没有满足于此。她在考虑怎么做才能让影片更加出彩、更加生动。一日，她突然想到，用京剧的场面和唱腔，配以旁白和对白，这样就可以形成比较强烈的讽刺感，这样的艺术感染力一定会让群众喜闻乐见。说干就干，1947年11月，木偶片《皇帝梦》最终完成。
人民电影第一部木偶片的完成，激励着陈波儿和东影的员工们，更让持永只仁感到兴奋。大家感到，拍摄木偶片已经积累了经验，可以再拍摄一部动画片。这一次厂里决定，由持永只仁担任导演。
1948年11月，东影美工科的10位美工师完成了一件让他们自己都十分震撼的工作：他们用了153天，绘制了8370张原画，其中，背景85张，着色8196张，描线8226张。持永只仁向他们鞠躬表示自己的感激。
几个月前，为了做好动画设计，袁牧之亲自联系了在哈尔滨的华君武、朱丹等美术专家，协调持永只仁赴哈尔滨当面请教。回到东影后，持永只仁把这些专家的建议以及自己的想法同美工科的同事们做了交流。绘制动画片的图画，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人生中的第一次。大家从此聚精会神，心无他顾，全情投入。
这些画面要展现的是蒋介石从美帝国主义手里要来机枪大炮的支持，不顾人民的反对，悍然发动内战，但无论多么猛烈的炮火，在千千万万人民面前都必将失败，最后的结果只能像一只瓮中的老鳖一样，束手就擒。因此，影片的名字就叫《瓮中捉鳖》。
实际拍摄了，却不断有困难袭来。一个地图的画面，持永只仁足足拍了一个月的时间。由于胶片数量紧张，拍字幕时用的是录音用过的废片子，持永只仁把这些片子翻过来再用。由于着急用，这些废片子往往很短，最短的只有10尺，而当时的摄影机装一次片子，就要从摄影台上卸下来一次……不管有多难，有多麻烦，持永只仁一会儿像一只蚂蚁，在摄影台上爬上爬下，一会儿又像一只蜜蜂，在人群中飞来飞去。
1948年12月，承载着东影人的新的希望的第一部动画片《瓮中捉鳖》终于问世了。1949年1月22日，影片在沈阳大光明电影院放映，闻讯而来的观众很快把三层楼都坐满了。当东影的“厂标”出现在银幕上时，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尽管影片只有短短的10分钟，却让观众看得时而前仰后合地大笑，时而开心欢快地击掌。
此时的东影也在庆祝着影片的完成。陈波儿握住持永只仁的手，高兴地对他说：感谢您，感谢您为中国电影做出的重大的贡献。我觉得在您的帮助下，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美术片的前途会一片光明，您干脆起个中国名字，就叫“方明”吧！
持永只仁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名字。
1945年7月，26岁的方明来到原“满映”工作，1946年随东影到达兴山，入美工科。随着全国的解放，1950年，方明被调到上海电影制片厂继续从事美术创作，1953年8月回日本。后来，他曾经多次来中国访问、讲学。1981年9月，他应长影的邀请来长春参加活动，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深情回忆拍摄《瓮中捉鳖》时历历在目的往事。2003年，方明于日本病逝。在新中国两部“第一”的影片中所做的卓越贡献，足以让我们记住他。
（四）
在新中国电影的“七个第一”中，方明参与了两个，有一个人参与得更多。他就是袁乃晨。1947年，袁乃晨参加了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的拍摄，1948年，编导了《预防鼠疫》，1949年，领导第一部翻版片《普通一兵》的译制，被称为新中国的“译制片之父”。
故事片是一个电影厂必须要做好的压轴大戏。在启动和扩大新闻纪录电影《民主东北》拍摄的同时，袁牧之把目光的聚焦点集中在故事片的生产上。在接手厂长的第二个月，袁牧之即派出编剧、导演和演员40多人到乡下参加土改，体验生活；同时，派出两个小组赴战斗前线、两位编剧到哈尔滨周边工厂，寻找素材，创作电影剧本。
作为艺术处处长的陈波儿，对于在战争状态下如何培养编导，与袁牧之有着一样的思路：“对于编导干部之培养要‘大胆放手’。在艺术干部中只要他有一定的政治艺术水平，就鼓励他着手试拍小片或先搞纪录片，或先当一、二次演员，从中熟悉整个制作过程，
和摸索电影表现技巧，往后就试行单独导演。”a
正是在这样的方针指导下，新中国第一部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在1947 年底开始拍摄。影片的内容主要描写一位刚刚参加解放军的小战士，在行军休息时，因操作失误，导致擦枪走火，打死了一位老农民的儿子。解放军为严肃军纪，决定第二天枪毙这个小战士给老农民的儿子偿命。可是就在第二天宣布对小战士执行死刑时，经过一夜思想斗争的老农民却跑过来，希望不要枪毙小战士，因为他觉得解放军是自己的军队，正是解放军才让自己翻身解放。“留下他去打老蒋吧！”老农民对解放军的一位营长说。
周围的群众也纷纷给孩子请命，希望不要枪毙他。部队经过研究，同意了群众的意见，改变了决定，老农民还把这位小战士认为义子。
后来小战士在战斗中立了功。
电影由伊琳编剧、导演，马守清负责摄影。老农民角色由陈强出演，扮演小战士的演员名叫马德明，解放军营长则由袁乃晨扮演。
1948年2月影片拍摄完成，上映后获得了军民的普遍喜欢，为东影下一步拍摄长故事片做了有益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虽然仅是配角，但袁乃晨在表演中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心血，他努力揣摩营长的心理，举手投足自然而准确。在此之前，袁乃晨已经出演了很多角色，只不过，那些角色不是在银幕上，而是在话剧舞台上。
画眉思语
第一部动画片是《瓮中捉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