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觉得八八级也应该算划时代的一个年级，尽管它不像五八级、六八级、七八级一样，已经被历史定位了，但它所经历过的许多“第一”和“最后”往往也是独一无二的历史变革。上小学时，我们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第一批入学的；小学毕业时，我们又是小学教育五年制改六年制前的最后一批；高中时，从我们那届开始实行高考改革，有些科目提前结业，不列入高考范围；大学人学时，我们成了最后一个不交学费的年级；而对于北大，我们还是八十年代的最后一批，因为八九级正式走进燕园已是1990年初秋了，他们更是开了北大九十年代的先河。
因为赶上了不交学费的那一批，我才敢把自己界定为“拮据”而不是“贫穷”的那一类。我父亲很早就病故了,是母亲一直靠她那点微薄的工资抚养我和哥哥，并供我们俩念完了大学。哥哥顾及家里有限的经济来源，自觉地报考了师范院校，才给我留下了自由选择的空间。但如果不是赶上八八级，凭妈妈的经济实力，是不可能交得起北大的学费的。那时，社会上的助学机构很少见，各类赞助与募捐也微乎其微。想想大家都在同一经济起跑线上，即便有爱才助学之心，也大多是望洋兴叹、爱莫能助。所以，我常常为自己赶上了末班车而庆幸，亦为此后怕，经济实力——又一个可能会导致我和北大失之交臂的决定因素。
八八年， 当我在高考志愿表上首当其冲地填上“英语系”的时候，并没想到英语系会是北大最“便宜”的系之一：其一，英语系使用的许多教材都不是书，而是系里免费提供的油印讲义，或者根本没教材，只靠上课记笔记。其二，英语系学生需要读的原著，本该属于“如有翻印，违者必究”的那一类，但那时，我们却可以在外文书店“外宾止步”的那个角落(这大概是改革开放以后少有的几块留给国人的“净土”)买到代用的便宜货。尽管那时我们也会时常流连在原版书柜台前，为那些原版书的精美印刷、别样设计以及其中蕴涵的异域文化所深深吸引，但直到毕业时，班里也没有几个人买得起几本原版读物。大三以后，社会上“维护知识产权”的声浪日益高涨，许多“外宾止步”的角落都被取缔了。正当我们四处打听哪儿还可以买到便宜书时，居然就有人送货上门了。我似乎听到孔乙己伏在我耳畔说：“读书人偷书不算‘偷'。”同时第一次感到自己不再能用“为大善者不计其小恶也”说服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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