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9月5日的谈话纪要
我在如上的谈话不久，10月初间即偕眷移居颐和园内石舫附近的西四所居住，黄艮庸、李渊庭、孟宪光等亦分住于两侧耳房，进行讲论及写作。写作的题目为《中国建国之路》。今尚存其稿两册，但未写完即辍笔。
转过年来，我闻悉将有西南土改工作第一团之组织，忆及上年主席所表示的意旨，经向统战部取得同意后，即偕艮庸一同参加，于五一节后成行。
彼时在西南大区下，四川一省又分东西南北四个区。从而我们土改工作团百数十人亦分成四小组分赴四个区工作。我暨艮庸则随土改团长章乃器参加了川东之一区。工作地点在合川县，团部驻于云门镇上。但我和艮庸则愿下乡居住便于工作。工作情况非此所及述。到8月下旬工作结束，30日飞回北京。到京仍住颐和园内。主席闻知我回来了，9月5日晚间召往晤谈。
当时章乃器同为主席之所邀谈者，他已先谈过了许多话，正在向主席告辞。因此我不复多谈川东土改经过。且值左右为主席开饭，江青亦来入坐。我先已在家进食，虽列坐，但食一蜜桃而已，即转入随便谈话。
谈话中，主席对江青说：“你去江南参观土改，当地干部们阻止你下乡；你在城里住几天就回来，没有完成任务，这不行！”又嘱说：湖北某些地方尚在土改运动中，你还必须去看。
谈话中，我说到邓小平同志曾为我们作长篇大报告，备述刘邓大军入川以来如何肃清各处匪乱以至部署土改各情况，看来西南大区邓实负重责。主席点头说：“军事政治各样他都行。”又连连说：“那是一把好手！那是一把好手！”当时给我印象颇深。比及全国各大区撤消后，各方负责人物多集于中央，而邓独被任为党的总书记，有由来矣。
末后，主席说：据报告广东进行土改有些麻烦问题，你去看看，好吗？我答：从5月初入川参加土改工作至8月底归来，首尾达四个月，不想再出去了。主席遂不相强。
1952年8月7日的谈话纪要
这次谈话是从午后二时开始，到四时我辞出，不同于往常大多在夜晚谈话。又这次谈话是出于我（通过林老）的请求，亦非由主席主动召见。盖多年来我没有参加革命，而自以为致力于革命，以致妨碍了（共产党）革命，有必要自己检讨。我写出检讨文《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一长篇，送请林伯渠秘书长阅后转呈主席阅看，希望得到主席指教。5月5日送去，至是——8月7日——主席召我去面谈。
主席对我说：你的自己检讨文章有好几万字，太长；我请林老阅看后，指划出重要的几段来而后我方才看的。我看上去，你思想识见有进步了，但还不够，慢慢来吧！
于是我提出想去苏联作学术研究的请求。往者迫于国难和社会问题的严重，我多年来奔走四方不遑宁处，虽然生性好为深思，有心从事专题研究而未暇。今幸在党的领导下，正好有了安居治学机会。所以要去苏联者，是要去学习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之学。因我蓄意写《人心与人生》一书已多年，巴氏之学虽属生理学，非心理学，却与心理学密切相关。研究它，可免心理学空疏之弊。此为第一个要去苏联之由来。
再一个原因，是要去苏联研究马克思主义中社会经济基础与其上层建筑关系的问题。这是在观察和衡量一种学术思想以至社会文化上如何确立一准则的大问题。我留心此问题而在国内得不到解决；其访求经过如下——
1951年驻京的苏联大使尤金博士写有一长文，题为《斯大林关于语言学问题的著作对于社会科学发展的意义》，北京《人民日报》10月17、18两日连载其译文，内容就是讨论社会经济基础与其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我读之甚感兴趣。但原文往复讨论，颇费寻绎，我不大晓得自己了解得是否正确，特就原文分为：（一）所谓社会经济基础者何指？（二）所谓上层建筑者又指哪些？（三）此二者的关系究竟如何？把原文分别采录于三个问题之下而试作结语，求教于人，看我的结语对不对？（对，就是没有错解尤金的原意。）
我求教于下列几个方面：一是北京《人民日报》社编辑部的理论组。尤金论文登出在该报，故尔求教于他们。回信说理论负责人请假，原稿退回于我。二是求教于陈伯达。陈住于颐和园对门的党校内，而我则住在园内，距离最近。他有党内理论家之目，故尔向他求教。但久久无回音。我到党校传达室问讯陈是否在校；回答在校。于是我写信促请其答复，不料一个月之久依然无只字复我。三是求教于沈志远。沈曾留学苏联，抗日战争之初经延安回国，闻延安人们称道他是一个马列主义学者。于是我从民盟总部询知其上海住址后通信求教。沈回信云事务猬集，恕难作答。最后经政协学习会朱洁夫同志代我向《学习》杂志主编方面求教，得其复信，说：此涉及许多理论问题，尚须继续研究。总起来说，我多方求教，均无结果，我惟有去苏联访问了。
当我向毛主席作如上的陈述时，说到旁人不能答我的提问，却均退还我的原件，独陈伯达不给我回信，且扣留着我六千多字的原件。主席笑说：你的原件现在我这里；是他拿来给我看了。但主席亦置而不答我的提问，只答复我，要想去苏联，尚非其时。
主席说，近两年我们有不少人去苏联。大多是参观团，在他们引导下各处游历一番而止。再则是派去的留学生，在他们安排下分门别类指导就学。但你要求的意思既不是去参观，又不是去就学于学校，而是住在那里从事一种问题研究。中苏之间，虽然亲善，究竟是两个国家，他们不知你在搞什么；这是不好的。势不可行。
谈话至此，主席针对我去苏联的第三个原由而说：你不是想考察了解俄国社会的传统文化、历史背景和现状吗？你不如且就我们自己国内作一番社会调查。先是我曾问过主席有什么任务给我，我以为这便是给我的任务。于是请问调查项目。主席说随你要调查什么就调查什么，你要到哪里就到哪里。你可以带几个助手，公家将给你一切方便。我感觉出主席的好意，不便辞拒。但我内心有自己要做的事，又不想从命而行。当下含糊了之。岂料主席却很认真，次日乃知立即交付统战部给我准备出发——另记于后。
谈话转入我幼年所受教育的情况。我说，我没有诵读过经书——此盖出于先父意旨——如《论语》、《孟子》等四书不过后来靠自己阅看罢了。他如《诗经》、《书经》、《易经》未尝不喜看，但生僻字句至今很多，不识不懂。主席插言：“经书我倒念过不少呢！”又自言八岁就读私塾三年，至十岁后，极嗜看书。家中书少，而外祖父家有藏书，例如《史记》、《汉书》等皆从外祖家索借阅读之云。
我谈到十六七岁时，辄厌弃世法，想出家为僧，今垂老而此志不忘。忆当时觅读佛典，无人指引，暗中摸索，久而得通。二十四岁实无在大学任教的学力，却竟被蔡校长拉进北京大学任印度哲学讲席。对于儒家初无兴味，后乃悟其价值不可菲薄。主席说，对于儒家佛家从来漠然非所好。特于佛家学理不通晓。然而在湖南，佛寺却多且大。曾游宁乡沩山一大寺庙，属禅宗沩仰宗，寺僧约近千人，幸绝大多数下地种田。今不悉如何。日昨陈铭枢来信，为某些地方党员干部勒令僧尼还俗，毁改寺庙，诉冤诉苦。此非我党政策。宗教信为麻醉人民的鸦片烟；然而列宁说过共产党不强加摧抑。中央当晓谕党员云。
主席随后谈及北京大学教授周炳琳和清华大学教授潘光旦两人一些情况。据闻周之子在壁间悬挂主席相片，而周辄为撤除，人或非之。主席说此可不必；应许人有自由意志。若以尊重领袖强加于人，流于形式，有害无益。关于潘光旦的事情，现在记忆不清楚，从略。（附注：周原为国民党中央委员，曾任河北省教育厅长。）
临末我因受张东荪之托，提到张东荪犯罪问题。张的为人聪明特出，久在学术思想界享有高名，与我相熟数十年。北京城的解放，他亦是奔走城内外之一人。1949年建国，组织中央人民政府，列居六十名委员之一。殊不料他亲美、惧美（注：这时他是美国人办的燕京大学教授），竟受一特殊间谍的诱惑，甘心为美国务院提供情报，窃以政府会议文件密授之。此特务被捕，供出其事。张内心慌乱，如醉如狂，寝食俱废，我既恨之，又悯之，虽无意为之求情，亦愿探悉主席将如何处理。不意主席于此事竟不见恼怒，回答我说：此事彭真来向我详细报告了。彭真要捉起他来，我说不必。这种秀才文人造不了反。但从此我再不要见他；他再不能和我们一起开会了。想来他会要向我作检讨的，且看他检讨得如何吧！
是日谈话至此为止；我告退时，主席说：不忙嘛！我说，到四点钟了。主席说，那么，我们去开会。原来此日中央人民政府会议地点就在隔壁勤政殿，主席主持开会，我则同其他政协委员列席后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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