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为什么要成为作家？

我年轻时写过诗，后来很长时间没有写。我对于诗只有一点很简单的想法。一个是希望能吸收中国传统诗歌的影响。一个是最好要讲一点韵律。

诗的语言总要有一点音乐性，这样才便于记诵，不能和散文完全一样。

我的散文大都是记叙文。间发议论，也是夹叙夹议。

我写不了像伏尔泰、叔本华那样闪烁着智慧的论著，也写不了蒙田那样渊博而优美的谈论人生哲理的长篇散文。

我也很少写纯粹的抒情散文。我觉得散文的感情要适当克制。感情过于洋溢，就像老年人写情书一样，自己有点不好意思。我读了一些散文，觉得有点感伤主义。

我的散文大概继承了一点明清散文和五四散文的传统。有些篇可以看出张岱和龚定庵的痕迹。

我只写短篇小说，因为我只会写短篇小说。我的小说的背景是：我的家乡高邮，昆明、上海、北京、张家口。

因为我在这几个地方住过。我在家乡生活到十九岁，在昆明住了七年，上海住了一年多，以后一直住在北京，当中到张家口沙岭子劳动了四个年头。

我以这些不同地方为背景的小说，大都受了一些这些地方的影响，风土人情、语言——包括叙述语言，都有一点这些地方的特点。

我写的人物大都有原型。移花接木，把一个人的特点安在另一个人的身上，这种情况是有的。

也偶尔"杂取种种人"，把几个人的特点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但多以一个人为主。

当然不是照搬原型。把生活里的某个人原封不动地写到纸上，这种情况是很少的。

对于我所写的人，会有我的看法，我的角度，为了表达我的一点什么"意思"，会有所夸大，有所削减，有所改变，会加入我的假设，我的想象，这就是现在通常所说的主体意识。

但我的主体意识总还是和某一活人的影子相黏附的。完全从理念出发，虚构出一个或几个人物来，我还没有这样干过。

重看我的作品时，我有一点奇怪的感觉：一个人为什么要成为一个作家呢？这多半是偶然的，不是自己选择的。

不像是木匠或医生，一个人拜师学木匠手艺，后来就当木匠；读了医科大学，毕业了就当医生。

木匠打家具，盖房子；医生给人看病。这都是实实在在的事。

作家算干什么的呢？我干了这一行，最初只是对文学有一点爱好，爱读读文学作品，这种人多了去了！

后来学着写了一点作品，发表了，但是我很长时期并不意识到我是一个"作家"。

直到我得到社会承认，再说我不是作家，就显得矫情了。

这样我就不得不慎重地考虑考虑：作家在社会分工里是干什么的？

我觉得作家就是要不断地拿出自己对生活的看法，拿出自己的思想、感情，特别是感情的那么一种人。

作家是感情的生产者。那么，检查一下，我的作品所包涵的是什么样的感情？

我自己觉得：我的一部分作品的感情是忧伤，比如《职业》、《幽冥钟》；

一部分作品则有一种内在的欢乐，比如《受戒》、《大淖记事》；

一部分作品则由于对命运的无可奈何转化出一种常有苦味的嘲谑，比如《云致秋行状》、《异秉》。

在有些作品里这三者是混合在一起的，比较复杂。

但是总起来说，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对于生活，我的朴素的信念是：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

我自觉地想要对读者产生一点影响的，也正是这点朴素的信念。我的作品不是悲剧。

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壮的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

这是一个作家的气质所决定的，不能勉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