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五篇 致四弟：继承祖父“三不信”家风
【译文】
澄侯四弟左右：
十六日收到弟弟写于十一月二十三日的信，以及纪泽二十五日的禀帖，从信中得知一切情况。弟弟的病情已逐渐好转，心中觉得很欣慰。只是弟弟吃药太多，又坚持让泽儿请医生专门治疗，我认为这样做并不是一件好事。
祖父星冈公生前的时候，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这“三不信”我想弟弟都一一记得吧。现在我们这一辈的兄弟也应遵守祖父的遗训，以继承家风。今年白玉堂做了一次道场，大夫第做了两次道场，另外祈祷祭祀的事情，听说也常有；在不信僧巫这点上，已失去了家风。在买地上花了几千两银子，在不信地仙这点上，又与家风相违背了。
至于医药，则全家老小，几乎没有一个不吃药的，而且没有一剂药是便宜的。补药吃出了毛病，就又服凉药来治疗；阳药吃出了毛病，就又服阴药来清润调和，像这样反复地用药失误，不弄得身体大病大弱是不肯停止的。弟今年春天多服补剂，夏天多服凉剂，冬天又多服清润之剂。我的意思是想劝弟还是停一下药，专用饮食来调养身体。泽儿虽然体质弱，而保养的方法，也只是在饮食上谨慎，节减嗜欲，绝对不在于多服药。
洪家地契，洪秋浦没有到场押字，将来恐怕还有口舌争执。地仙、僧巫这两点，弟一向不很深信，近来也不免被习俗改变了观念。以后还望弟对卓越的看法保持坚定态度，保存祖父的家风，这很重要。天下信天地，信道僧的人，曾见哪有一家不衰亡的呢？北果公屋那里，我没有钱可以捐赠。己亥年冬天，我登山徒步观看，觉得它很渺茫。
这里军事平安。左宗棠、鲍春霆两人在鄱阳还没有开始打仗。祁门、黟县的敌人，近日里也没有举动。顺问近好，并道贺新年快乐。国藩手草。
咸丰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解读】
曾国藩在这封信中，强调了祖父生前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并希望弟弟也能够遵循祖父的遗训，继承家风的观点。从中表达出了曾国藩不信天命的唯心观点，而主张一切都要靠人力。这其中蕴涵着“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道理。说明人力与机遇是成功的两个因素，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谋事在人”，是说“事”是人想出来的、做出来的，强调的是人要有积极谋事的思想和踏实做事的行动；而“成事在天”是说“事”的成败最终由“天”来决定，强调的是人要有尊重大自然的心态和顺应客观规律的心境。
正如《吕氏春秋.慎人》所说：“圣人不能为时，而能以事适时，事适于时者其功大。”圣人不能刻意创造机遇，但他们做事可以适应机遇，做事适应机遇就能取得大成功。人们常说机遇可遇不可求，但人在机遇面前并不是无所作为的。俗话说：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就充分说明了人可以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变不利为有利，把握机遇从而取得成功的道理。
据史书上记载，姜太公本是东夷人，“欲定一世，而无其主。闻文王贤，故钓于渭以观之”。所以说，姜太公遇文王，并不是偶然，而是其主动创造条件、把握机遇的必然。由此可见，成功之人在把握机遇的时候并非消极的“守株待兔”。
项羽是秦末一位名将，又是个军事天才。在与刘邦的交战中，项羽几乎阵阵取胜。然而最后垓下一战，刘邦竟然将项羽军队全歼，这使项羽很不服气，说“这是天亡我，而非战之罪也！”而刘邦却比较客观地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镇国家，抚百姓，供粮饷、不断粮道，我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中豪杰，我能取胜，就是因为能够任用他们。而项羽连唯一的能臣范增都没有用，这便是他失去天下的原因。”要知道韩信、张良、陈平这些重要的人才原来都曾经是项羽手下。由此可见，项羽在“谋事”方面同刘邦的见解大相径庭，因此他的失败是咎由自取，而非“天”的过错。这就是“成事在人”的最好证明。
如今，人们在追求成功的路上陷入了更多的迷茫，似是而非的机会、太多的选择往往让人不知所措，因而在痛苦地挣扎之后高呼：天不帮我！这其实是一种悲观主义的态度。正如《吕氏春秋》上所说：“功名大立，天也。为是故，因不慎其人，不可。”
把握机遇切不可操之过急，如果胡乱地认为什么都是机遇的话，就极容易犯朝三暮四、见异思迁的毛病，从而有“成功靠运气”的错误观念。《吕氏春秋》上说得好：“圣人之于事，似缓而急，似迟而速，以待时。”圣人办事，看起来不慌不忙，实际上却在加紧准备，借以等待时机的到来。
无论古代还是当今，没有人能够仅靠天命就取得成功，而取得成功的人，最重要的是靠自己的努力拼搏，以及高深的远见，才有所成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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