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立冬（上）
国难、家难、灾难、逃难
一九四七年，林彪接手东北八十万大军，东北失守。父亲一到家，我们立刻马不停蹄地搬到汉口，住进郊区一个已经停工的酒精厂宿舍中。
宿舍是栋双层别墅，庭院极大，有很多百年古树。楼下有间书房，书房中摆满了父亲的藏书，四壁是从地面上接天花板的书架。一进门，扑面就是阵阵书香。
父亲为了方便，将他喜欢的书放在伸手可及的位置。而我最有兴趣的是“万有文库”中的小说类，父亲从来不看，都统一放在书架最底下一排。我是近书地板免弯腰，乾脆睡在地上，不必起身，顺手就可摸到一本。不到半年的时间，古今中外名著，任我看了个饱。
那种沉浸在书香气息中，神游九洲八方，不沾人间尘泥的境界，实在令人留连徘徊，捨不得返来。常常看书看得呆了，现实与虚幻交错，一时间分不出真假，也闹了不少笑话。
有一次，我正看到有位年轻人求济公活佛助他成仙。济公毫不考虑，往地上吐了一口浓痰，说：“你真要成仙？把这口痰吃了就行”！
那位青年一看，噁心乍舌，掉头而去。不料一隻黄狗恰巧经过，把痰吃了，果然立刻升天！
我很不解，为什麽要吃了浓痰才能成仙？如果是我，又该如何？假如真能升天倒还值得，万一升不了天呢？我一时胡思乱想，不知道该怎麽办！
一天，有人敲门，我打开门一看，是个要饭的老头。母亲经常备有剩饭，我立刻去取了来。这时，赫然在目的，竟是地上一滩又浓又稠又白的痰。
不记得老头是怎麽走的，我却对著那口痰发了呆性，该不该吃呢？能不能吃呢？不错，我想升天做神仙，可是升天以后又如何呢？我能带著母亲升天吗？再要说浓痰，母亲成天一口接一口，我为什麽没想到要吃呢？我咳嗽时，不也是一口把痰吞下去吗？想来想去，突然感觉到，地上的这堆痰看来竟是无比的可怕！
总之，我没有吃，而且想到就噁心。为了这点分辨心，我没有升天，也不想升天。我隐隐约约地认为，如果吃了痰才能升天，那天上处处是痰，就算升了天也没多大意义。
我已经不记得换了多少学校了，这次读书的学校，简直像庙会一样。最初我们的教室是在楼梯上，那还算是好的，至少老师只有一个。后来全班搬到一间教室裡，与另一班同时上课，学生们并排而坐，却是比邻相背，各自面向教室的另一端。
两个老师一在前，一在后，同时讲课，那种混乱的场面，也就不是笔墨可以形容的了。最有趣的一次，是有人偷偷带了一隻猫来，牠喜欢蹲在人的肩膀上，尾巴常蹭到同座而反向同学的脖子上。那位同学很专心，他以为有人开玩笑，一直忍著不加理会。后来他气急了，拼命把那毛茸茸的玩意一拉。这一来，那隻猫痛得发狂，乱叫乱抓，同学们都吓得东奔西逃，闹得整个教室骚然，彷彿是一颗炸弹爆炸了。
父亲又为国事奔走去了，这一年，我见识到了大自然展示的威力。长江决堤，武汉三镇尽成泽国，淹水有一个人深，家家都成了水晶宫。我则忙著学狗爬，在水中游来游去，丝毫不以为苦。
可是，一场大火却使我吓破了胆，自后闻火心惊。缘酒精工厂外有处堆栈，有一天黄昏时，突然冒出了火舌，天上一片橘红。宿舍裡家家户户、大大小小忙著抢救细软，在阵阵骚乱声中，不时有人大呼：“酒精槽要爆炸了！快逃命呀！”
这时在我的眼中，只见母亲拉著我和妹妹的手，神情肃穆地站在窗前。母亲脸上身上敷著一片淡淡的橘红，她稳如泰山，口中不断唸著：“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我把头伸出窗外，触目皆是赤焰处处，在飞舞的火苗边缘上，衬著一股股暗橙色的烟雾，呼啸著衝向天空。火焰的中心是一堆亮得炫目的屋架子，每当倒塌时，就轰然一声，溅起漫天银白的星星。火光越来越盛，脸也越烤越烫，浑身热汗蒸腾…渐渐地我彷彿不存在了，只有劈劈啪啪的木材爆裂声以及火星满天飞舞。
我想到被烧死的惨状，一个劲要逃，偏偏四肢发软，丝毫都动弹不得。母亲镇定如常，好像观音菩萨就在身边，于是我也高声地唸著：“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不知过了多久，火势逐渐平息，只剩下浓浓的黑烟，瀰漫在空中。我们母子三人，每人都浑身发烫，流了一身汗。事后，母亲从容地给我们洗澡，平静地说：“对菩萨要有信心，只要自己心诚意正，不断地唸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菩萨一定会保佑的。”
这件事对我一生影响之深远，难以言喻，由无而有，由有而无，在在如同一团迷雾。我由一个信念的极端，盪到另一个极端，不断地往复，不断地修正，以迄于今。人如果成长在没有矛盾衝突的环境中，他没有必要去怀疑所遭遇的一切。没有怀疑，就不需要否定自己，更别说不顾一切地去追索最终的真相。
火灾后，我们又搬到武昌的“紫湖新村”。不久，父亲也出现了，有一阵子，他没有再出门，只是不断督促我们读书、做功课。父亲的朋友姚德安先生一家，也和我们住在一起，他有个女儿叫爱珠，比我小两岁，立刻成为我和妹妹的玩伴。
父亲天天练字，也逼著我们三人写。每次写完，父亲对爱珠的字总是讚不绝口，而我的则被批评得一无是处。我横著看，直著看，始终看不出爱珠的字好在哪裡，心中不禁怀疑父亲偏心，但又不敢辩驳。
一天，我骗著爱珠替我写了一篇，父亲竟没看出是爱珠的笔迹，把我叫去狠狠地痛骂了一番，说：“这是什麽鬼画符？字不成字，形不成形！亏你好意思拿来给我看！”
父亲越骂，我越得意，我说：“这是爱珠写的。”
父亲不懂我的用心，诧问：“那麽你写的呢？”
“您老说她写得比我好，”我振振有词地说：“所以我…”
父亲大怒，一巴掌打过来，我立刻晕头转向。
姚妈妈把我拉到一边，说：“爱珠是客人，所以你爸爸对她客气些，你懂吧？”
我不懂，为什麽明明我的字写得比客人好，就应该“骗”我说不好。父亲常说他最讲理，难道说他的话就是“理”？
在武昌城裡，父亲有个朋友开了家电影院，母亲常带我们去看“霸王戏”。记得在看“天亮前后”和“一江春水向东流”时，由于片中情节大家都亲身经历过，创痛犹新，全场一片哭泣声。母亲不用说，早已哭得不成人形，连我和爱珠也被捲入情感的风暴，莫名其妙地从头奉陪到尾，泪流满襟。
这时我已稍懂世事，至少可以在大人日常的谈话及神色中，知道又要准备逃难了。每天家裡的来客不断，他们问的几乎千篇一律：“怀公呀！我们该怎麽办呢？”
父亲则是唉声连连，摇头不语。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九四八年末，徐蚌会战中，国军一败涂地。共军随时可能渡江，不仅大局无法收拾，甚至要逃也无地可容。
未几，父亲调到鄂西行辕，先去了恩施，母亲则带我和妹妹溯江而上。到了宜昌，母亲病情转剧，需要休养，便把我寄在一个朋友开的皮鞋店裡。不幸这时我也得了痢疾，肚痛腹泻，每日与奇臭无比的毛坑为伍，痛苦不堪。我一再吵著要看母亲，但是，店裡上上下下谁都不理睬我。
那是种脱离现实的特殊感受，皮鞋店中各种皮革、橡胶以及化学药品的气味，已令我丧失了习惯的认知能力。再加上生了病不能出去玩，更是烦躁难安。平常还有母亲做避风港，虽然她一直病著，但每当我需要她的时候，她总在身边。这次却完全不一样了，陌生的环境，人们奇怪的态度，为什麽我一直见不到母亲呢？
第一个闪入我心中的念头是，母亲把我丢掉了，因为我太淘气，母亲实在受不了。可是母亲从来没有抱怨过呀！怎会突然把我丢掉呢？我不相信！那麽，还有什麽原因呢？莫非…莫非她和峨姐一样变成小红蜘蛛了？我以后永远不能再见到她了？
想到这裡，我立刻大哭大闹，说什麽也要找母亲去。
鞋店的主人劝我，说我母亲命很苦，难得有点快乐的日子，我应该乖乖地待在这裡。我听了更是不依，如果母亲不要我了，那该怎麽办？
那人被我折腾不过，只好千嘱咐、万拜託，叫我见到母亲时不要吵闹，然后带我到了一个戏院。在后台化粧室裡，我看到了母亲，她神采奕奕的，正与一个身著戏装的少女谈话。我几乎认不出那就是终年躺在病床上，气息奄奄的母亲，一时间竟然看呆了。
母亲见到我，只说了声：“还乖吧”？又继续和那个少女说笑起来。
我当时百感交集，安慰的是母亲还健在，而且显然没有抛弃我的意思。但是，看看她与别人亲热的样子，反而更加难过起来。她是我的母亲，她应该最喜欢我，为什麽为了和那少女说话、却把我一个人丢在陌生人家中？
多年后由母亲口中得知，那少女是当时的“汉戏”红伶，身世凄凉，与母亲一见即视同知己。早年生活的贫苦，嫁给父亲后家庭的折磨，母亲从来没享受过须臾的幸福。一旦有了精神的慰藉，她的病情顿时好转，俩人每天形影不离。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道德是立命立身的基础，人人必须奉行。但是，人性并未因之淨化，故产生了在道德规范容许下的各种发洩行为。“捧戏子”可以说是其中的代表，自古以来，士大夫视之为风雅韵事，文人骚客也常将戏子当作灵感的化身。
戏子所扮演的角色是虚幻的、经过蓄意美化的剪影，在时间上可古可今，性别上可男可女。对一般人说来，戏子所提供的是娱乐，能够远远欣赏就满足了。而对有能力、有钱势的人而言，戏子则是理想的玩物，既能表示自己的身价，又可避免很多无谓的纠纷。
此外，还有一种心理补偿的成分，由于戏中人有时男扮女，有时女扮男。因而不论是男是女，人人都可以“道貌岸然”地公开表示其由衷的欣赏之情，不致有悖于中国社会上异性间的诸多禁忌。
六十年代因为一部梁祝艳史，台湾曾掀起了一阵“凌波热”。上至大学教授，下至贩夫走卒，无不为凌波倾倒。她虽是女性，但扮演英俊的梁兄哥，男士们爱她，声称她将梁山伯演活了；女性们爱“他”，只缘“他”是女性，无须顾忌。
我生平中仅有这一次，见到了母亲那种愉悦的神情。现在想来不仅能理解，且更为同情。父亲长年在外，母亲身为一个旧社会中的妇女，很可能藉此稍解寂寞。更何况痼疾缠身，自知行将就木，也许就在迴光返照下，燃起人生的馀烬。
然而在当时，我想到的只是自己，天经地义，母亲只是属于我。在我需要时，她应该在身边，当我生病时，她应该安慰我。这次她把我丢在皮鞋店裡，不仅对我不加闻问，甚至于见到我时也漠不关心，难道“母亲”不是“我的”吗？
后来父亲来电催我们上路，母亲这才依依不捨地离开了宜昌。
船到巴东，那是个山城。其实也称不上是城，总共只有一条街，沿著山势，挂在长江边上。那裡的人民生活很苦，唯一的土产是一种略带透明、颗粒很小的红樱桃。我从来没有用过钱，更不知道怎样买东西，母亲见我垂涎欲滴，给了我几个银角子，我走到一个小贩面前，说要买樱桃。
他挑著一个担子，问我要买多少，我把角子全给他，说：“这麽多。”其实我压根儿不知道能买多少。
他听了，眼睛睁得老大，忙说：“您老人家（湖北人的口头语，意指您）住在哪裡？我给您老人家挑去！”原来我竟然把他整担的樱桃都买下来了，害得我只好拼命吃，吃得满嘴红汁，成了不折不扣的樱桃小口。
住了一天，父亲率人来接，我们过了江，改乘木炭车，直趋恩施。
木炭车顾名思义是以木炭做燃料，以水蒸气为动力的交通工具。由于火力不足，走平地尚可，一到上坡，大家就得下车。木炭车每每咆哮著、吐出大片浓烟，向前衝了一段后，又往下滑。司机的两个助手各拿了一个三角形木块，在车下滑时便忙将木块塞在后轮下，挡住退势，待车喘息够了，再向上爬。
有时候路太陡了，车实在衝不上去，司机便满面愧容的，请大伙来推。随车的都是当时鄂西行辕的高级官员，闻言莫不面面相觑。父亲见了，首先捲起袖子，句话不说，动手便推。大家这才七手八脚地一拥而上，车子又开始缓缓地向前移动。
这只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然而人世间一切大事，都是由这些小事堆砌起来的。人总是把自己看得很特殊，享受时不可少了他的一份，否则便是不公、不平。到了发生问题、应该设法解决时，这些人便叉著双手，远远地站著，认为那是别人的责任，与他无关。父亲之所以为人所敬重，与他的身体力行不无关係。
可能是路上太过劳累，也可能是在宜昌时心力透支，母亲在车上咯血不止。从此以后，身体情况一天比一天衰弱，连脸上的笑容也显得疲惫不堪。
国事也比母亲的病好不了多少，先总统下野，南北议和。人人都知道大势已去，常有人来劝父亲“识时务者为俊杰”，父亲立刻暴跳大骂，声震屋瓦。
我们住在行辕办公室的后面，院子很大，还种了一些玉米。虽然父亲严厉禁止，我还是一有机会便到院中摘了玉米到厨房烤来吃。有一天，父亲吩咐我做功课，随后就上班去了。等他出门的声音传来，我立刻高高兴兴地跑到厨房去吃烤玉米。
正吃得有劲，突然听到一声狮吼：“邦复呢？”
我吓得将玉米顺手一丢，连忙跑出来，恰与父亲撞个正著。父亲手中拄著一支“文明棍”，棍端包著铜套子，见到我，不由分说，举起棍子就往我身上抽。我还来不及逃，身上已狠狠地挨了几下，顿时痛入心肺。恍惚中，远处好像传来母亲微弱的呼声：“别把他打死了！”我听了，下意识地就往地上一倒，装起死来。
那晓得父亲不吃这一套，只听得一声：“我就打死你这个没有出息的狗东西！”接著我左耳后面突然一阵剧痛，连装都来不及装，果真人事不知地昏了过去。
事后人人说我命大，父亲那一棒就像打高尔夫球一般，棒尖正击中我的后脑勺。棒子断成了两截，而我左耳后面连著脑勺处肿得像拳头大，三个多月后才消掉。
学校为了宣传共产党的可怕，特别举办一次晚会，所有的节目都由同学表演。不知道是谁出的点子，我被分到扮演一位受共军欺压的农村妇女，还要边唱边跳。
我当然不肯，态度坚定异常，结果还是要劳动母亲出面：“儿啊，唱戏有什麽不好呢？要知道你爸爸是个好官，他要让老百姓高兴，总不能叫他去唱吧。你代爸爸分劳，为什麽不愿意呢？”
“他们要我装女的，我不干！”
“女的有什麽不好？妈妈不是女的吗？观音菩萨不也是女的吗？”
“可是装女生要擦胭脂，那不叫人笑死了？”
“做你该做的事，不要管别人。那天妈妈也要去，就算跳给妈妈看，好吧？”
母亲说好说歹，我只得硬著头皮，彆彆扭扭，活像个羞人答答的大姑娘。演完了，一连几天都不敢见人。立妹则表演一支蝴蝶舞，我在后台没有看到。听说她跳得面色苍白，不要说飞，到后来几乎连动都不能动了。
有一天，突然有人急急忙忙地跑进家裡，惊慌地喊著：“共产党过江啦！共产党过江啦！”
家裡又是一阵乱，母亲躺在床上只是流著泪，叹气说：“又要搬家了，老天哪！搬到哪一天为止啊！”
父亲不知去哪裡了，我只记得一切都是姚伯伯在打点，家裡忙乱了一阵。母亲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举步维艰地，带著我们兄妹二人坐上一架军机。先到万县，再乘船到重庆，住进湖北省银行的办事处里。
那时，重庆也是一片兵慌马乱，我们都受到警告，不许随意走动。只要没看到父亲，天塌下来都不怕，一切事务对我来说都是新奇有趣，整天东张西望，忙个不停。
办事处位于市中心小十字街，街旁地上都是些摆地摊的小贩，我常去买“冰棍”吃，也常租些“娃娃书”（连环图画)来看。因此学了不少歌谣，随著别人唱：“…不怕铜打铁罗汉，只怕难过九月三！”
那时人人在唱，但没有人知道是什麽意思。另外还有一段是：“火烧重庆，血洗台湾！”这段我懂，因为我一唱，母亲就骂。
一九四九年九月三日那天，大约下午两点钟，我正在客厅玩著。突然发现窗子外面，“朝天门”方向有一股黑烟，直衝云天。我忘不了汉口酒精厂的大火，在开始时也是这样的一股黑烟。但办事处裡没有人相信我的话，都说那是轮船泊岸，而且船一定很大，所以烟很粗。
到了五点钟，原来的一股烟化为两股，而且变得更粗。办事处的人都不见了，只剩下我们母子三人。母亲开始急了，电话又打不通，口中便唸起观音菩萨来。
我跑到门外一看，才知道事态严重。原来不仅是失火，而且火头不止一处，人人都紧张地群聚街头，指东望西，议论纷纷。还有不少军警，荷鎗实弹，来往巡曳。
小十字街紧接大十字街，大十字街则与银行街相交。如果银行街也烧了起来，那问题就大了。根据目前形势，显然是有人纵火，朝天门一带都是穷苦人家住的木房，很容易燃烧。银行街则是钢筋水泥的高楼，虽然不容易燃烧，一旦烧了起来却难以抢救。
这时人群中一阵大乱，半空又冒出了一片浓烟，隐隐还看得见火舌伸缩，彷彿就在小十字街的附近。我慌忙跑回家，急著对母亲说：“不得了，到处都烧起来了！”
母亲虽然心裡焦急，却对我说：“怕什麽？菩萨自然会保佑我们的。”
天色不但没像往常一样暗下来，反而越来越红。由窗子望出去，朝天门一带完全笼罩在熊熊的火光下。偶而，昏黑的浓雾从下向上倒捲，瀰漫著诡异的乌紫色。火苗像断了线的风筝，轻灵地直窜向遥空，火势彷彿接近了尾声。正当人们满怀期望，突然间，一团更加明亮的闪光，挟著惊天动地的爆炸声，无数密如珠网的火星，四散崩裂。顿时，天心又破开一个缺口，火光更盛，火势愈加猛烈起来。
本来屋裡静静的，只听得到我自己的心跳，和母亲喃喃的祈祷声。忽然，前街嘈杂鼎沸的人声也挤了进来。我下意识的跑到大门口，眼下居然也是一片通红，人人呼天抢地的奔跑著。有人抱了些什物，有人还拉著孩子，甚至有人衣冠不整，披头散髮。但却无一不是惊惶失措，在那惨红滟滟、宛似炼狱的街头上，不辨东南西北地乱跑乱窜。
地上到处是箱笼衣物，有人摔倒了，后面的人又扑上去。尤其是小孩子，有的就地号啕大哭，有的茫然地在街心打转。一时鬼哭神嚎之声，充塞圜宇。
我被眼前人间炼狱般的景象吓得楞住了，不知何时起，母亲已站在我身后，口中不断地唸著：“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一位警察看到我们，好心地过来说：“太太，还不快逃？四面八方都烧起来了。”
“往那裡逃呢？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那位警察摇摇头，无可奈何、踽踽地消失在火光中。
我觉得很热，更难受的是呛人的烟味，脑中一片空白。这时自发性的生命力发挥了作用，我不再问母亲，跑进屋裡。我不知从何而来的力气，连抱带挟地，把我们仅有的四件行李都拿了出来。
母亲充满怜惜地阻住了我，她说：“儿啊！假如该我们母子死在这裡，你逃得掉吗？”
我急中生智，迸出一句话来：“如果不该死在这裡，我们就逃得掉！”
母亲平静地望著我，说：“我是活不久了，但你不是短命相，放心，菩萨会保佑的。”
看到母亲安祥的面容，我顿时平静下来。其实，我并没想到生死的问题，只是受了眼前气氛的感染，不知不觉中想要拔足飞奔。但基于对菩萨的信念，尤其是从幼至今，不论在多麽恶劣的境况下，母亲都能维持著平和的心境，这一点对我的影响无与伦比。
在顺境中，人人都能发挥所长，而身处逆境，心一乱就失去主宰。母亲现身说法，一次一次带领著我脱离险境。不知不觉中，我已学会了她那处乱不惊的镇定态度，一再地让我渡过难关。
不久，传来阵阵杂乱的汽车喇叭声，街上又是一阵乱。我看到载著军人的大卡车，一辆一辆慢慢地驶过来。登时，人群像潮水一般挤到街旁，车队压过到处散布的箱笼，颠簸著朝银行街那边通红的火衖裡驶去。街头立刻活动起来，人们又燃起了希望，既然车队能开进来，就一定有条活路。
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纷纷挤往车队前来的方向逃命。
在最后一辆车上，我看到了办事处的人，立刻高兴的大叫。车子一停，先跳下来几个军人，持著枪围在车前，不许别人过来。
办事处的职员急著对母亲说：“夫人，时间不多了，我们是奉命来搬库存的，你们先上车吧！”
他们从库房中抬出很多沉沉的小箱子，听说裡面都是银元。等车子装满了，那几个荷枪的军人慎重其事地或坐上车顶，或攀援在车旁。车子这才缓缓地穿梭在一些不知名的大街小巷中，沉重地鸣著喇叭，在人群裡抢出一条活路。
我们彷彿是活在一个硕大无朋的火炉中，触目之处都是火光，只有天心是一个浓烟迷漫的黑窟窿。乍看无处可走，所幸有些军警守在转角的路口，车子时而向著火势最盛处，时而转向背火的方位，不断的绕来绕去，渐渐地远离了火场中央。
从母亲与办事处职员的交谈中，我才瞭解事件的全貌。原来这是共产党的攻心策略，他们打算把国民政府最后的基地烧掉，口号就是：“火烧重庆，血洗台湾”。而最主要的目的则是藉著这次的“火烧”重庆，防止人们逃向即将被“血洗”的台湾。
因此这次大火全是预谋，全市有数十起纵火事件。成功地燎原的则有七处，先由朝天门的木屋起，沿著山势，由山下向上烧，最终目的是我家附近的银行街等金融重心。
国民政府未能洞悉在先，事起仓促，一时间手忙脚乱。最厉害的是共产党严密的佈置，很多住家中早已准备好汽油、酒精等易燃物。只等一声令下，立时引火爆炸。更狠的是朝天门的火场，只是为了将全重庆的救火车都陷在其中。
当救火车到达时，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一律出动。有的割裂水管，有的扎破轮胎，尽一切可能来阻止救火行动。待水源枯竭后，再将救火车之回路堵塞，使之插翅难飞。然后在入夜之际，待救火系统全部瘫痪了，便在全市纵火，要烧得重庆片瓦不存。
共产党所没有料到的是，重庆市各地消防队指挥并不统一，各谋其政。朝天门大火烧起来时，所到的救火车并不多，因此其他各地的火势才能控制。等到十字路火起，国民政府得以调动全部力量，打开一条生路，将银行中的库存抢救出来。
言谈间大家感慨不已，时先总统已将主力撤至台湾，重庆民心涣散，人人都在期待共军之到来。不放这场火，人民将会欢欣鼓舞地迎接“解放”。而经历了这次残酷的浩劫后，虽然达到了阻止一些游离份子逃向台湾的目的。但在另一方面，市容的破坏不说，无辜百姓生命财产上的损失以及民心的创痕，恐怕永难弥补了。
随后，我们搬到重庆南岸一处叫“黄角坳”的地方。重庆的馀烬尚未熄灭，青烟嬝嬝，三分之一皆成为焦土，远远望去一片乌黑。据悉约有五十万人家破人亡，灾民处处，凄厉的哭号声，隔岸犹隐隐可闻。
我们的家在一个小山坡上，事实上这裡举目尽是丘陵，羊肠幽径曲折起伏。由于没有水电，点的是油灯，喝的是山泉，对我来说倒别有一番滋味。
给我们挑水的是个姓冯的少年，年纪与我相若，就住在我们家对面的山坡下。记得曾有人对母亲提起，说他父亲是共产党，叫我们不要用他。母亲不以为然，反而对他更为宽厚，常叫我送些食物点心到他家去。
我仅仅见过他父亲一次，是在他们那阴暗的小屋裡。起先我有点害怕，因为在人们的传说中，共产党都是杀人不眨眼的混世魔王。可是又禁不住好奇，仗著与他儿子交了朋友，相信他还不可能把我给杀来吃了。
那是一个瘦长的老人，看上去一点也不特别，冯介绍我说：“爹，这是朱少爷。”
他只嗯了一声，问我道：“你父亲是朱怀冰吧？”
我有点不安，嚅嚅地应了声。
他随即说：“你们去玩吧。”
我如释重负，忙拉了冯出来，一时忍耐不住，我便问他：“人家都说你爸爸是共产党，你知道吗？”
他很奇怪地反问我：“什麽是共产党？”
我无从解释，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
这裡有一所小学，我刚进学校，就偷偷地喜欢上一位粗眉大眼的长髮姑娘，她名叫辛举碧，住在冯家的山后。
冯天天为人挑水，没有读书。有一天，我等冯挑完了水，便邀他去逛山路。走到辛家门口，没见到她，自是有些失望。但又心有未甘，刚走过去，又找个理由走回来瞧瞧。
冯看出其中有些蹊跷，问我：“你在干什麽？走来走去的，人家会把我们当贼！”
我羞得无地自容，只好告诉他实情。
他说：“这个简单，是哪一家？我帮你去把她叫过来。”
我忙说：“千万不要把她叫来，我只想远远地看她一眼。”
冯轻蔑地笑了笑，说：“真是大少爷，只想远远地看一眼！”
我随指向一间破败的茅屋：“就是那一家。”
他一看，立即就说：“听我的话，你不能和她来往。”
“为什麽？”我被他弄糊涂了。
“因为她一家都是共产党。”他肯定地说。
“你怎麽知道？”
“我问过爹爹。”他解释道：“我爹爹说，所有的穷人都是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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