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的秋天，二机部设计院院长冯麟找到我，要我改行负责五〇四工程的主工艺设计时，我的心里特别矛盾。从国家层面，我觉得这是在人才使用上的一种浪费。就我个人而言，我在苏联学习时十分刻苦，尤其是开始时，因俄语听写能力比较弱，为了将老师的讲课理解清楚，几乎每天学习到晚上十二点才能休息。当时研究生的生活补助是700卢布，我几乎将一大半都节约下来，购买了专业书籍。回国时，仅反应堆专业书籍我就装了一大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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