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冯友兰在唐河读书时，有一位要好的同学楚冠卿，二人以兄弟相称，不分彼此。冯自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归来在清华大学任教时，楚带着儿子楚有义去看望冯。当楚冠卿称呼冯友兰冯先生时，冯赶快阻止说：“冠卿，别这样叫，还是叫我书童好。”楚颇为为难，冯马上说：“你忘啦，咱在竹林寺上学时，我还给你倒过便壶呢。那时你叫我书童，我说倒便壶是书童的事。”从此，冯友兰与楚冠卿又回到了学生时代的友情之中，共同进行学术研讨，并合著有《伦理与哲学》一书。
留学归国后，冯友兰曾应聘到中州大学任教。他刚到开封，傅佩青便告诉冯，他在北京兼了几个大学的课程，每月可收入四五百元， 但因有事要离开北京，想请冯去接替他。冯母听后说：“这可不行。中州大学前好久就请你了，你也答应他们了，这是众所周知的。如果刚回来就变卦，这可不好。”于是冯便谢绝了傅的好意。
在燕京大学任教时，冯友兰觉得教会学校出身的人，有一种教会味，其精神面貌与中国人所办学校出身的人，有显著的不同。他觉得在燕大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写信给当时在广东大学任文科主任的同学傅斯年说：“燕京不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地’。”罗家伦任清华校长 后，冯便到清华任教，他觉得清华是国人自己办的学校，可以作为他的安身立命之地，值得他为之“献身”，这一待就是二十多年。
冯友兰到清华后，河南中山大学（原中州大学）有意聘请其担任该校校长，请冯父的朋友张嘉谋到北京下聘书。张到冯家后，高举聘书放在桌上，然后鞠躬道：“这不但是河南当局的意思，也是河南几千万人的希望，请你回去。”但冯友兰认为清华是其安身立命之地，便婉言谢绝了。
每次上课前，冯友兰先是面无表情地登上讲台坐下，透过他的玳瑁边眼镜呆望学生们一两分钟后，才开始说话，这时脸上方略带笑容。
冯友兰上课，从没有说过一句引人发笑的话，也没有闲话。抗战初，山海关告急，很多教授上课就谈时事，只有他仍若无其事地说：“上次我们讨论墨子的……”
冯友兰经常沉湎于思考之中。1938年，临大搬迁，汽车经过边境城门时，冯将左胳膊放在车窗外，被城墙撞伤导致骨折。金岳霖对冯的小女儿宗璞讲起此事时开玩笑道：“当时司机通知大家，不要把手放在窗外，要过城门了。别人都很快照办，只有你父亲听了这话，便考虑为什么不能放在窗外，放在窗外和不放在窗外的区别是什么，其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是什么。还没有考虑完，已经骨折了。”
宗璞回忆，在西南联大时，日军入侵，生活困难，一些师生便从滇缅公路到仰光等地贩一些物资到云南贩卖，“下海”做生意。冯友兰在学校和家中多次表示，人心不能二用，生活再苦，也不能分了心， 仍专心致力于学问。
蒋梦麟曾请冯友兰等五位西南联大院长到家中谈话，说：“重庆教育部有命令，大学院长以上的人都必须是国民党员。如果还不是，可以邀请加入。如果你们同意加入，也不需要办填表手续，过两天我给你们把党证送去就是了。”只有法学院院长陈序经当即表示不同意，其余人都没有表态。冯友兰曾因到苏联旅游一事遭到国民党警方逮捕， 怕反对会被重庆方面说成不合作，便默认了。过了几天，蒋梦麟送来党证，冯便成了国民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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