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文稿：
贞观一朝的将军大多年纪老迈，又经历过永徽年间的清洗，唐高宗手中可用的统帅级人物屈指可数。唐高宗永徽六年(公元655年)，程知节被授予葱山道行军大总管的职务，率领右屯卫将军苏定方、伊州刺史苏海政等人讨伐西突厥沙钵罗可汗，此次，曾经夜袭卑沙城的右武卫将军王文度被唐高宗任命为副大总管。公元656年正月，猎猎军旗向西突厥进发，唐高宗亲自到玄武门为大军饯行，期望程知节能够一举成功。西行路上，风餐露宿，程知节不辞劳苦，带领大军长途跋涉七个月，才找到了阿史那贺鲁的行踪。八月初九，唐军在榆慕谷(今新疆霍城)与西突厥葛逻禄、处月二部遭遇，程知节勇武不减当年，带领大军奋力冲杀，斩首千余级，俘获驼马牛羊数以万计。跟着，唐军乘胜前进，大破西突厥突骑施、处木昆诸部，攻陷咽城(今新疆博尔塔拉)，取得了斩首三万级的辉煌战果。十二月，苏海政率领的唐军前锋行至鹰娑川(今新疆焉耆都开河上游)，遭遇阿史那贺鲁的两万精锐骑兵，双方展开了天昏地暗的激战，唐军勇猛顽强，突厥军不落下风，战局陷入胶着状态，西突厥别部鼠尼施的两万骑兵加入了战团，西突厥兵马渐渐取得了战场上的优势，唐军以寡敌众，渐渐支持不住，千钧一发之际，苏定方率领五百骑兵赶到现场，向敌阵薄弱处发动了雷霆攻击，唐军一鼓作气，打得突厥军阵脚大乱、拼命逃窜，唐军一路追杀二十余里，斩首一千五百级，俘获战马二千匹，突厥人丢弃的甲仗满山遍野，不可胜计，此时唐军本可乘胜一举平定西突厥，唐军内部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鹰娑川一战唐军虽然取胜，自身折损也为数不少，副大总管王文度以此为理由，向程知节发难，认为唐军轻敌冒进，与军不利，他抬出唐高宗的一道圣旨，要剥夺程知节的指挥权，由自己取而代之，程知节显然认为这道圣旨货真价实，唐军因此停止了追击。苏定方对圣旨的真实性表示了怀疑，他请求程知节囚禁王文度，让唐高宗对这道圣旨进行确认。这道圣旨的真假在历史上颇有争议，但从现有的史料来看，王文度回国后被唐高宗安上了矫诏的罪名，明显是替唐高宗背了黑锅，矫诏按唐律本是死罪，王文度只落得一个“特除名”的处罚，就是罢官三年，以后再当官要降原有官品两级使用，不独如此，三年期限一到，唐高宗就任命他为首任熊津都督，可见王文度是唐高宗颇为看重的亲信，对亲信颁布一道密旨，要他监视程知节的行动，应该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这道圣旨使唐军的行动从此听从王文度的意思，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唐军结成一个巨大方阵，把辎重藏在阵中，人马披甲在四周戒备，敌人来了才与之交战，不去主动进攻对方，以保全军队实力。这种战法很快让唐军人困马乏，兵无斗志，苏定方立功心切，十分焦急，他一再劝说程知节，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要求程知节拿出全军统帅的气度，带领唐军轻骑前进。也许是程知节认为圣意不可违，没有接受苏定方的建议，唐军因此未能扩大战果、直捣黄龙。这时唐军推进到了怛笃城(今哈萨克东南)，数千粟特胡人开城请降，王文度认为，“胡人反复无常，我们来了他们就投降，我们走了他们就反叛，不如杀光他们，夺取他们的资产”，苏定方坚决反对，“如此一来，我们自己就是贼军，有何面目讨伐叛贼”，苏定方当时只是唐军中的一个总管，他的反对最终没起作用，王文度一意孤行，程知节也纵容王文度的行动，投降的粟特胡人无一幸免，统统死在唐军手中。瓜分胡人财物的时候，苏定方坚决不要，以实际行动，与杀降的唐军将领划清界限。程知节显然拿走了自己那一份财物，一代英雄，晚节不保，更为严重的是，屠城杀降，使西域诸城不敢再存归附之念，唐军后勤不继，保障困难，不得不班师回朝。回到长安后，王文度被免官为民，程知节也因指挥失当成为平民百姓。毕竟是一代元勋，曾经战功赫赫，唐高宗不久又任命程知节为岐州(今陕西凤翔)刺史，再度启用。程知节自知年纪老迈，无意官场争斗，他向朝廷请求退休，得到批准，从此在家颐养天年。麟德二年(公元665年)，程知节去世，朝廷追赠骠骑大将军、益州大都督，陪葬于唐太宗的昭陵。程知节的儿子程处默，袭爵卢国公，程处亮以功臣之子的身份娶了唐太宗的女儿清河公主，授驸马都尉、左卫中郎将，程处弼官至右金吾将军，成为高级禁卫军将领，程处弼的儿子程伯献，开元年间，曾任左金吾大将军。清河公主的坟墓也陪葬昭陵，墓碑上记载的文字，标明了清河公主丈夫程处亮的身世，可见新旧唐书关于下嫁的记载所言不虚。程知节乱世从龙，功成当代，既没象宋朝开国元勋那样被皇帝遣散回家，又没象明朝开国元勋那样被皇帝切瓜砍菜，而是儿孙满堂，与小说中的混世魔王一样，可谓福将。关于程知节晚年的屠城污点，有人说他晚节不保，其实也不尽然。程知节一生在关键时刻从来都能做出正确的决定。弃王世充而降唐，玄武门力助李世民，服老而辞官唐高宗，这三次重要的选择保证了他一世荣华和颐养天年。这样的智慧和决断力，他不会只凭一时冲动贪财就做出屠城之举的。有一种意见认为，唐太宗驾崩唐高宗继位，程知节亲迎回朝，可见程知节的皇恩宠信。但是唐高宗继位之后，对于程知节这样的三朝元老，还掌控着军队实权，必然是有一定的忌讳心理的。程知节不像李绩那样锋芒毕露，又学不来李靖那样功高过赏而自闭门户，大约也是察觉到唐高宗有意插手军队，于是屠城掠财以自污。事件发生之后，程知节被连坐免官，后上书致仕很快就得到了批准，这很像是武将常用的自污以自保的手段。所以程知节并非贪财，程家可是山东豪族，而且娶的是清河崔氏女为妻，身世家族显赫，犯不着老来为了财物而屠城的。王文度说他奉密诏，但很有可能王文度是私自揣度圣意，从这件事的后果处理来看，王文度假传圣旨，放哪个朝代都是要被处斩的，但他仅仅是被免官，不久就再度起复，而且起复就是左卫中郎将，这可是正四品的高官，属于实权将领，并且五年之后就能够镇守朝鲜，为熊津都督府都督，说明王文度揣摩圣意到位，或者在出征之前唐高宗做过一些暗示也说不定。当时攻阿史那贺鲁，战争发生的地点在碎叶城附近，也就是今天新疆、中亚一带，苏烈即便要求回长安确认圣旨，这么远的距离，数千公里的路程，也太耽误事了。其实理解这起事件并不难，阿史那贺鲁曾经在太宗时期归附大唐，但很快再度反叛，对于这样的人，任何朝代都是零容忍度的。所以高宗前后至少三次发兵征讨，这起事件应该发生在第二次征讨时期。不管是第一次征讨开始第二次征讨前期，大唐对阿史那贺鲁都展现了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在这种情况下，程知节作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出兵可不仅仅是为了阿史那贺鲁一人，同时还要对西突厥、西域受西突厥影响或者威胁的其他国家、部族、势力作战，因此屠城并非仅仅出自泄愤，同时有一定的威慑原因。王文度实际也上正是看明白了这一点，所以才会要求屠城，而程知节没有反对，一来是士兵远赴万里作战，需要屠杀发泄并掠夺财物；而来他大约也看到了王文度代表的军中新的高宗亲信势力，也明白了自己的处境，所以选择了沉默。屠城虽然并不是什么光彩和荣耀的事情，但特殊情况下，屠城是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的，第一提高军队士气，第二威慑敌对势力。这起事件总体来说，结局还算不错，程知节年近70，人生最后一次领军出征，算是一名武将圆满，即便屠城掠财是一个污点，但那也不过是他在致仕之前的自保手段而已。王文度揣度圣意成功，而苏烈也一跃成为高宗朝最为耀眼的大唐名将，也算是军队的一种交接吧。后世对于程知节的历史考证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来源是位于陕西醴泉县唐太宗昭陵内的程知节碑，上部碑额已断裂遗失。碑为许敬宗撰文。墓志出土于1986年，志盖篆书《大唐故骠骑大将军卢国公程使君墓志》16字，志石边长78厘米，厚约15厘米，志文皆楷书，共45行，约2000字。另外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斑鸠店镇斑鸠店村有据传始建于唐代的程公祠，千余年历经重修。20世纪50年代初，程公祠毁于黄河泛滥，但石钟楼、石狮子尚存。2000年前后，程公祠再次重修，祠堂大门上的石头和两旁的石狮子都是原物，门前的石碑是1929年东阿县令、程咬金的后代程立所立。院中的影壁除去中间碑文外，其余皆为原物，祠堂正殿基本按原貌修建，正殿内塑像是仿原祠堂内塑像重塑，程咬金像居于中间，左右有扈雷、秦章、裴皋、石彪等栩栩如生。殿中对联仍为原文，今人重写：“偕叔宝翼秦王悬甲军摧峰陷阵冠诸将，先世南次公仅凌烟阁图功画像照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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