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期的节目里，我们讲到了，蒙古铁骑横扫东西方各国，形成了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超级帝国。蒙古人杀人无数，许多文明彻底毁灭。然而，如果我们只是过分强调蒙古人的残暴，难免会掩盖蒙古人对这个世界的贡献。
事实上，蒙古人的成功不在于它的暴力和粗鲁，而在于它愿意让步和合作，以及它不遗余力建立起来的一个稳固的中央集权体系。近来的研究表明，蒙古人从来都是事必躬亲，掌控着帝国所有的细节。成吉思汗及其后人的巨大成就不在于他们的烧杀抢夺，而在于精心打造了一个延续数个世纪都繁荣不衰的伟大帝国。因此我们能够看到，俄罗斯语中吸纳了许多来自蒙古的外来词，都和贸易交流相关，像利润（barysh）、金钱（dengi）和财政（kazna），都源于他们和东方新主人的交往。
这就是蒙古人的智慧，一个长久稳定的帝国必须建立在无数正确的决策上，一个国家想要获得持续的进步，必须能够从历史上吸取教训，并且保证不再走回头路。蒙古人似乎天生就知道他们该怎样打造一个伟大的帝国：军事强权之后必须是宽容和善政。
在宗教信仰方面，蒙古帝国表现得非常宽松。自成吉思汗时代起，统治者在宗教方面的政策基本上是各随其好。有人选择了伊斯兰教，有人选择了基督教，还有人“追随他们的父辈和祖辈，不倾向于任何一种宗教”。
对于重要的、有潜力的盟友，蒙古人还会精明地给予他们一些慷慨的回报。比如在俄罗斯，蒙古人宣布免除教堂的税收和军队服役义务，这让他们在当地大受欢迎；此外，通过给一些当地官员留下一些可以捞油水的口子也是收买人心的好办法。还是以俄罗斯为例，一位当地官员被挑选负责收税，以至于他能从中抽取丰厚的油水。这位统治者就是莫斯科大公伊凡一世，人称“伊凡・卡利塔”，也就是“钱袋子”的意思。权力和财富都集中在像伊凡这样受信任的人的手上，有些学者甚至认为，正是蒙古人的行政体系导致了俄罗斯直至今日仍然是一个少数人垄断绝大部分财富和权力的特殊政权。
当蒙古帝国将亚洲大部分疆土统一之后，海上贸易便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一些战略经济要地——如波斯湾——都得到了新政权的特别关注。帝国十分鼓励长途贸易，并从中获取高速增长的贸易收入。结果，13世纪的广州声名远播，而不仅仅局限于周边。到13世纪70年代，广州已成为中国海上进出口的贸易中心。马可・波罗记载道，每批驶往亚历山大港的船队当中，都有100多艘船是来自中国的港口。伊本・白图泰稍后的记述则与之相呼应：到达这个城市的时候，他看见上百艘船驶入广州湾，同时还有无数的小船。地中海的贸易活动只能算是热闹，太平洋地区的贸易活动才是名副其实的繁盛。
然而，蒙古人的征服行动给整个世界带来的最重要的影响并不是贸易、战争、文化或货币，也不是流行于整个世界的思想和风尚。事实上，造成更为极端影响的是某种彻底融入血液的东西：那就是疾病。亚洲、欧洲和非洲都暴发了瘟疫。蒙古人没有毁掉整个世界，但“黑死病”却可能做到。
几千年来，欧亚草原曾是各种牲畜和游牧民族生存的家园，但它同样也是滋生世界上最危险的瘟疫的温床。受灾地区从黑海一直绵延到中国东北。干旱和半干旱的生态环境极利于鼠疫的传播，特别是通过跳蚤叮咬的方式。传播瘟疫最有效、最迅速的载体是啮齿类动物，比如老鼠；更重要的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交通工具骆驼同样可能受到感染，它们也在传染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瘟疫暴发于1346年，为了解决一次贸易争端，一支蒙古军队包围了热那亚的贸易小城卡法（Caffa），然而大部队却被疾病吞噬，“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死去”。军队撤退之前“受令将死尸用投石机抛入城中，希望用无法忍受的恶臭把城里人熏死”。但城里人并没有被恶臭熏死，而是被极具传染性的病菌所感染。最终蒙古人无意间用生物武器打败了敌人。
连接欧洲和世界各地的贸易通道如今变成了传播黑死病的死亡之路。1347年，疾病抵达君士坦丁堡，然后是热那亚、威尼斯和地中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浑身长满苹果大小的脓包，呕吐、咳血，然后就死了。在北方，瘟疫也同样扩展迅速，至1348年中期已直抵欧洲。
面对这一次大瘟疫，人们开始变得手足无措。1350年前后写成的各种阿拉伯手册为穆斯林信众提供宗教指示说，把固定的祷告词默诵11遍就会奏效，祷告词与穆罕默德的生平有关，默诵它就能免于脓疮。在罗马，人们庄严列队，光着脚，用鞭子自我抽打。在瑞典，人们相信只要禁欲就能防止被感染。
当然，每逢大灾大难，阴谋论就会盛行于世。在德国还流传着一种谣言，说瘟疫不是从天而降，而是犹太人在水井和河流里投的毒。反犹太热潮开始爆发，据说德国人将“所有从科隆到奥地利的犹太人”统统抓起来活活烧死。
瘟疫带来了恐怖景象，但它也成为社会变革和经济变革的催化剂。其深刻影响远不只是欧洲的死亡，它促进了欧洲整体的再生。这一变革为欧洲在西方的崛起奠定了重要的基础。黑死病之后，人口长期缩减，导致劳工工资增长。无论是普通农业劳动者还是城市雇员的工资都出现了巨幅上涨。而地主和房主则被迫接受更低的租金。
随着财富在各社会阶层的分配日趋平均，人们对奢侈品（进口商品）的需求大幅回升，因为有更多的消费者能够购买他们原来买不起的商品。瘟疫带来的人口变化还影响到了消费模式，特别是那些工薪族的年轻人。这些新生代们与死神擦肩而过，他们本来就不愿意省钱，挣的工资比父母还要多，所以更愿意花钱买他们感兴趣的东西，尤其是追赶时尚。这反过来又刺激了欧洲纺织工业的投资和发展，欧洲纺织品的产量巨大，甚至开始转进口为出口，他们的纺织品开始充斥中东市场。近来对伦敦墓穴发现的尸骨研究显示，当时财富的增长促进了人们的饮食结构和健康水平。统计结果表明，瘟疫之后的重大影响之一是延长了人们的寿命。伦敦瘟疫的幸存者在身体素质上明显比黑死病暴发前的人更为健康，当然也使人的平均寿命显著提升。
正如现代研究所不断昭示的，18世纪的工业革命根植于瘟疫后的世界：随着产量的提升，人们的野心变得更大，财富不断积累，同时消费的机会也变得更多。
在遥远的中国，财富也在快速增长，这还得益于中亚的发展。在乌兹别克斯坦有一个军事将领突然崛起，成为中世纪后期唯一一个最令人瞩目的人物，他就是帖木儿。他的成就巨大，统治了原伊尔汗国、印度河、钦察汗国的广袤疆土，成为辉煌无比的“蒙古”第二帝国。
帖木儿并不在意挥霍他从降服者手中获得的金钱。他开始从中国购买了大量的货物，丝绸“是全世界最好的”，还有麝香、宝石、钻石、大黄和其他香料。多达800峰骆驼同时将商品运送进入撒马尔罕。帖木儿在征服印度时屠杀了10万德里人，但最终分享帖木儿大帝财富的，却是中国人。
帖木儿曾沉下心来回顾自己的早年生涯，决定应该为“掠夺、抓捕和屠杀的行为”赎罪。他觉得赎罪的最佳方式应该是“向异教徒发起一场圣战，如格言所说‘善行洗刷恶行’，这样的话，罪孽也许能得到宽恕”。于是帖木儿打算进攻中国，1405年，当帖木儿离世之时，他正在进攻中国的路上。
麻烦很快就来了。波斯各行省出现分裂和暴乱，帖木儿的继承人在相互争夺帝国的统治权。但更具结构性的灾难是，15世纪出现的全球金融危机席卷了整个欧洲和亚洲。市场过度饱和，货币持续贬值，在欧洲，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换取价格高昂的纺织品、陶瓷品和各种香料。中国的出产量高于它向海外的出口量，结果便是购买力的不断降低，引起了“金银荒”。
不仅仅是中国，全球的货币供应都呈短缺势态，从朝鲜到日本，从越南到爪哇，从印度到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从北非到欧洲大陆，钱就是不够用。屋漏偏逢连阴雨，1453年，中亚突厥游牧部落的奥斯曼人攻陷了君士坦丁堡。这给当时欧洲造成了非常沉重的精神打击，再加上欧洲人已经没有了再和中国人交易的东西，他们开始将眼光投向更遥远的未知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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