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命题
阅读下面的材料，撰写不少于1000字的文章。
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在一首诗中曾经这样写道：“不要走在我后面，因为我可能不会引路；不要走在我前面，因为我可能不会跟随；请走在我的身边，做我的朋友。”
请结合生活实际，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自定立意，自选文体，自拟标题。不得抄袭，不得宿构。
思路点拨
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的这句短诗，有三个隐喻，主要准确地判断出这三个隐喻，这道作文题目就迎刃而解了。这三个隐喻分别是“走在我前面的人”，“走在我后面的人”和“走在我身边的人”。其中第三个隐喻最容易解码，因为加缪已经给出了提示，那就是“我的朋友”，不过这道题目不是简单地呼唤友谊而已，只有将第三个隐喻和前两个对照起来分析，才能准确地判断出作者真实的意图。作者在这里呼唤的是诤友！是跟自己志同道合但又各自精神独立、人格平等的良友。
这种平等的友谊跟前两种“跟随”和“引路”的关系截然不同，考生必须指出其中的区别所在，才能算是真正理解了命题的意图。“跟随者”可能是学生、晚辈、弟子甚或粉丝，“引路人”可能是恩师、前辈、专家或权威，甚而领袖，都可能拿来做比较，都可以拿来举例子，在对照中指出正确的价值导向，即建立独立平等的诤友关系。
构思举例
有了各个层面的基本主题，接下来就是考虑将某个主题装进什么样的花篮里和怎么装的问题了。可以说，我们有多种题材和体裁可以选择。
1.提出鲜明观点写正论文
可以写立论文，直接提出自己的观点，选取充足的论据，运用各种论证方法，摆事实，引经典，讲道理，阐释“独立平等”的意义，对“独立平等”的必要性、重要性作详尽的意义分析。既可以从几个角度设立分论点剖析，也可以环环相扣，逐层深入地论述。也可以写驳论文，抓住“跟随”或“引导”的错误现象，分析“不平等”观念的要害，逐层进行批驳，辨清是非。还可以针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类似的教育现象，写评论文，透过现象看本质，论美丑，析利害，谈影响，在此基础上纠偏差，指正路。总之，写议论文章，凭逻辑力量，使人信服。
2．制造尖锐冲突写记叙文
这篇作文文体不限，上海高考作文并没有说不能写记叙文，不过，记叙文要写出记叙文的样子，议论文要写出议论文的样子。不要在文体上玩花样，瞎折腾，变换着法子写出一篇四不像的变体文来就不行了。变体文虽则不是文学家的专利，但是只有董桥这种散文大家，才能把各种体式的散体写得得心应手，变换得不留痕迹。高考作文在文体上还是写得中规中矩些比较保险。
这里的规矩指的就是文体的体式特征。写记叙文的核心是制造冲突，而冲突的关键是给主人公“我”制造一个强烈的渴望和一连串实现这种渴望的障碍，渴望已经有了，就是“独立平等”，障碍呢，就是引导或跟随，不管是别人的引导还是自己的跟随，都可以理解成不平等的友谊关系，找一个典型的“逆袭”情节套进去，结局写成“独立”以后的“我”，从中感悟到了“做真正的朋友”的道理就可以了。
经典素材
1．服从权威实验
1961年，住在美国康乃狄克州纽黑文市的部分市民，可能会对当地报纸上这样一则广告有印象：“寻求志愿者来耶鲁大学进行记忆力和学习方法的研究。任何不是大中学在校生的20-55岁身体健康的成年男性都可以报名申请，参加者可获每小时4美元，外加交通费的报酬。”
然而，这40名应征者却不知道，这一切，都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精心设计下实验。在4美元高额报酬的背后，在单词学习和记忆的外套下，有着由时年27岁的耶鲁大学心理学助理教授斯坦利•米尔格兰姆（Stanly Milgram）精心设计的真正目的。没错，它并不是什么记忆力和学习方法的研究，这个实验的真实名字，应该叫做“服从权威”。
这个实验证明了米尔格兰姆之前的假设——人们会服从权威的命令做一些违背道德伦理的事情，不是因为其具有服从性的人格，而是当时的权威服从暗示的情景所致。服从权威，大概是每人心中的天性之一，只要情景适宜，它就会被“激发”出来——天使和魔鬼有时只有一步之遥。
2．平庸之恶
平庸之恶的概念，是由犹太裔著名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提出来的。1961年4月11日，以色列政府对艾希曼的审判在耶路撒冷进行，审判一直持续到5月31日，艾希曼最终被判处绞刑。当时，阿伦特以《纽约客》特约撰稿人的身份，现场报道了这场审判，并于1963年出版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报告》，提出了著名的“平庸之恶”概念。
汉娜·阿伦特认为罪恶分为两种，一种是极权主义统治者本身的“极端之恶”，第二种是被统治者或参与者的“平庸之恶”。其中第二种比第一种有过之而不无及。一般认为，对于显而易见的恶行却不加限制，或是直接参与的行为，就是平庸之恶。
这种恶是不思考，不思考人，不思考社会。恶是平庸的，因为你我常人，都可能堕入其中。把个人完全同化于体制之中，服从体制的安排，默认体制本身隐含的不道德甚至反道德行为，或者说成为不道德体制的毫不质疑的实践者，或者虽然良心不安，但依然可以凭借体制来给自己的他者化的冷漠行为提供非关道德问题的辩护，从而解除个人道德上的过错。这就是现代社会中、体制化之中个人平庸的恶的基本表现。
3.萨特和加缪
阿尔贝·加缪和让-保尔·萨特于德占法国期间的1943年第一次见面，很快成了朋友。他们结成了思想和政治的盟友，随巴黎的解放一夜之间名满天下。作为剧作家、小说家、哲学家、新闻工作者和编辑，两人似乎无所不在，战后每一家法国媒体惟其马首是瞻。然而，东两方关系给他们的友谊注入了紧张，两人的成长路径逐渐对立，开始在哲学、知识分子的责任以及有必要或有可能进行何种政治变革的问题上产生分歧。
当加缪和萨特先后接掌了本方公众代言人的权柄，一场历史性的摊牌即成势所必然。萨特信奉暴力为一条变革之路，而加缪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最终导致了1952年残酷而极其公开的决裂他们从此断绝了交往，只是继续间接地相互攻讦，直到1960年加缪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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