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2年前的灭门惨案，看刑事追诉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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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11月29日凌晨，湖州市织里镇晟舍村的一家旅馆发生命案，民警赶到现场后发现，旅馆老板、老板娘、老板孙子及旅客4人被杀害。

其中，老板和旅客死于旅馆的203房间，老板娘和孙子死于202房间。

经法医鉴定，4名被害人均被钝器击打头部致死，作案手段十分残忍。案件被定性为抢劫杀人案。

案发后，湖州市、区两级公安机关成立了专案组，全力开展专案侦破工作，浙江省公安厅也派出刑侦专家协助湖州公安机关破案。

专案组成员经过地毯式调查走访，对住宿旅店的旅客、旅店周边的居民以及织里镇周边，该时段过往车辆的驾驶员等证人及可疑人员一一进行了详细询问。

根据走访调查等情况，警方发现，11月28日和29日在该旅店住宿的两名男性旅客有重大作案嫌疑。然而，两人在住宿时并没登记，而且当时街头也没有监控。二人在作案后，趁着夜色迅速逃离，仿佛“人间蒸发”。

22年前，互联网远未普及，以至于现在以各种关键词检索，都找不到任何与这起特大抢劫杀人案相关的新闻报道。

就在前两天，也就是8月15日，浙江省公安厅、湖州市公安局联合召开的“1995·11·29”特大抢劫杀人案新闻发布会，湖州市警方经过22年锲而不舍的努力，终于破获湖州织里“灭门惨案”。

据警方报道，“1995·11·29”织里晟舍抢劫杀人案发生后的22年里，可能很多人会慢慢淡忘这起案件，但湖州警方对案件侦破工作从未放弃。

特别是在今年，湖州市公安局再度重启该案侦破工作，成立专案组，并下设重要线索查证组、物证搜集检验组、大数据后台支援组、重点地区调查组等专业小组，全力以赴开展案件侦破工作。

今年8月10日晚，案件获得重大突破，警方锁定一名犯罪嫌疑人刘某有重大作案嫌疑。

当晚，湖州市公安局将刘某抓获。随后，湖州警方从刘某处获悉另一同伙汪某在上海浦东。11日6点多，在浦东区将汪某抓获。

这桩悬在湖州警方心头22年的特大杀人抢劫案终于告破。目前，两名犯罪嫌疑人均对作案经过供认不讳。

这桩湖州特大悬案和浙江第一悬案告破一样，也历经了6任公安厅厅长，如今在22年之后告破

除此之外，这个案子还有一个亮点，按照正常人的思维，背负命案的嫌疑人潜逃后，大都隐姓埋名或改头换面，低调处事企图逃避“法网”。

然而，这两名嫌疑人却颇为“高调”，其中一名嫌疑人，案发时已经成为了当地的知名作家，另一名嫌疑人已成为企业家。

通过这个案子，也许会有的朋友要问，案发至今已经超过了22年了，对于嫌疑人的刑事处罚，会不会超过追诉时效呢？那么，今天，咱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追诉时效的问题。

什么是追诉时效呢？追诉时效是刑法规定的司法机关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有效期限。犯罪已过法定追诉时效期限的，不再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予起诉，或者宣告无罪。

我国《刑法》第八十七条【追诉时效期限】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

(一)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经过五年;

(二)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经过十年;

(三)法定最高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经过十五年;

(四)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二十年。如果二十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就是，“认为必须追诉的”犯罪，应当限于那些社会危害特别严重，行为人的人身危害性特别言重，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极大、经过20年以后仍然没有被社会遗忘的一些重大犯罪。如果仅仅是法定最高刑为有期徒刑的，经过15年以后即使认为必须追诉的，也不得追诉。

通过这个法条可以看出，我国《刑法》所规定的追诉时效期限，是根据犯罪的法定最高刑确定的，这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追诉时效期限上的具体体现。

因为犯罪的法定最高刑，根基于其社会危害性程度，一种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可能达到的最高程度越高，法律所规定的最高刑也就就越高。

在时效的计算上，根据刑法的规定：追诉时效从犯罪之日其计算，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终止之日起计算。

例如：对于非法拘禁罪，属于典型的继续犯，在非法使他人失去人身自由时，成立犯罪既遂，在非法拘禁状态结束时犯罪终了。因此非法拘禁罪的追诉时效应当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那么，也许有的朋友会问，刑事追诉时效是不是和民事诉讼时效一样，也存在延长或中断呢？答案是肯定的。

追诉时效的延长，是指追诉时效的进行期间，因发生了法律规定的事由，而是追诉时效暂时停止执行。

根据《刑法》第八十八条的规定，有两种情形属于追诉时效的延长：一是“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

具备这两个条件的，不论经过多少时间，任何时候都可以追诉;二是“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而追诉时效的中断，也称为追诉时效的更新，是指在时效进行期间内，因发生了法律规定的事由，而使以前所经过的时效期间归于无效，法律规定的事由终了之时，时效重新开始计算。

规定这一情形的是《刑法》第89条第二款：“在追诉时效以内又犯罪的，前罪追诉的期限从犯后罪之日起计算”诉讼时效的中断，表明行为人的社会危害性并没有消除，其在实施了某种犯罪之后又重新犯罪，就说明其没有悔改，前罪所反映的人身危险性并没有消失，因此需要从后犯罪之日起重新计算。

例如：行为人在2012年5月1日，犯一般情节的故意伤害罪，法定最高刑为3年不满五年，经过五年，到2017年5月1日诉讼时效方才结束，但是行为人在2016年10月1日又犯一般情节的某罪，法定最高刑为10年有期徒刑，那么，之前的故意伤害罪的追诉时效就发生中断，再经过15年，才不再追诉。这样对于之前的故意伤害罪，实际上是经过19年才不再追诉。

再来看一下，具体到本案中，追诉师时效是否已经超过了呢？通过媒体的报道可以得知，“1995·11·29”织里晟舍抢劫杀人案”是公安机关已在侦查案件。

因此，这个案件，依照《刑法》第八十八条的规定，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所以，“1995·11·29”织里晟舍抢劫杀人案”，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即使已过20年，这个案件也没有超过过追诉时效，追究犯罪分子刑事责任仍在有效期限内。

最后，再来解答一个经常有朋友问我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既然犯了罪，就要受到惩罚，为什么法律还要规定追诉时效，这么规定，从两一个方面来讲，是不是属于纵容罪犯呢？

其实，这样规定，并是不纵容犯罪，之所以法律规定追诉时效，主要目的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节约刑事司法资源。由于经过相当长的时期以后，犯罪证据很可能已经灭失。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刑事侦查、起诉、审判，不仅可能有劳无获，而且会影响司法机关对现行犯罪的追诉，从而形成恶性循环，使大量现行案件因积压、拖延而成为“旧案”，降低司法效率、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时效制度的设置，则可以使司法机关从上述被动局面中解脱出来，摆脱陈年旧案的纠缠，提高刑事司法效率，节约刑事司法资源;

2、维护刑事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因为对陈年旧案进行刑事追诉，司法机关“无功而返”的可能性较大，这会损害刑事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伤害公众的法律情感和法律信仰，这显然是立法者所不愿看到的；

3、确保刑事案件的及时解决。刑事诉讼程序的及时终结，是一项与实现实体正义同样重要的独立价值目标。从最一般意义上讲，国家设置刑事追究制度的目的，在于确保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能够以和平和权威的方式得到解决。而追诉时效制度的存在，则能够促使刑事司法机关积极追究犯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促使刑事自诉人及时控诉犯罪行为人，以确保刑事案件的及时解决；

4、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那些已经过了法定期限、行为人未再犯罪的案件，本身就说明了行为人“人身危险性”已不明显，追究其刑事责任也就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了；而对于那些自诉人与犯罪人之间的隔阂已消除的案件而言“， 旧账重提”只会破坏当事人之间业已稳定了的关系；

5、强化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对于那些没有在法定期限内提出控诉的自诉案件而言，导致案件超过法定追诉期限的原因，本身就说明刑事自诉人对自己所受侵害的漠视。对此，刑事追诉时效的存在，就避免了法律对这些“权利的睡眠者”进行无原则的保护和宽容，避免对社会公众“法律惰性”的助长，强化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

刑法上追诉时效制度的设置，对于国家司法机关而言，意味着对国家刑事司法权的约束和限制。对于刑事自诉案件而言，则意味着对刑事自诉人刑事诉权的约束和限制。对于犯罪行为人而言，刑事追诉时效制度的存在，意味着法律承认———任何公民，即使他本应因某行为构成犯罪而受到刑事处罚，但只要在法定追诉期间没有受到刑事追诉，那么其原应承担的刑事责任就得以彻底解脱，在其后的任何时候都不会因同一犯罪事实而受到刑事追究，他就应该被法律认定为无罪的公民、免受刑事处罚。

换一个角度讲，任何公民都拥有了一项法律权利———不因已过刑事追诉时效的行为被定罪处罚的权利。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