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冯友兰曾到苏联游历，回国后，他根据自己的见闻做了两次正式演讲，讲述在苏联的见闻。此事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怀疑。1934年11月28日，警察到清华逮捕了冯友兰，并将他关押到保定的一个“行营”（看守所）。第二天，何应钦来电报，冯被释放。事件发生后，举国哗然，鲁迅在给杨霁云的信中说：“安分守己如冯友兰，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他了。”这次事件对冯的震动颇大，他此后选择了更加谨小慎微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前后，许多人向毛泽东写信表态。1949年10月，冯友兰也写信给毛，表示过去他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在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 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过了几天，有人送来毛的回信， 信很短，毛在信中说：“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三十多年后，冯终于明白了毛信中“老实态度”的意思，冯说自己要用五年运用马克思主义写中国哲学史，是“夸夸其谈”，“不是老实态度”。
1949年以后，冯友兰一直是被改造的对象。张岱年曾说过，冯先生地位特殊，不仅没有“言而当”的自由，甚至没有“默而当”的自由。
1951年，冯友兰随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印度总统普拉沙德介绍冯的学术贡献时曾提及其的《中国哲学史》和《贞元六书》两部作品。外交部得知后，立即致电代表团，说普氏的介绍有问题，要求冯于适当时机更正。此后，冯友兰在加尔各答访问时，在演讲中应外交部的要求说：“中国革命成功，我认识到我过去的著作都是没有价值的。”
50年代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冯友兰多次检讨交待，甚至不惜上纲上线，以有说无，但就是无法过关。组织上让冯的好友金岳霖去做冯的工作，帮助冯转变。一进门，金就大声说：“芝生啊，你有什么对不起人民的地方，可要彻底交代呀。”说着，扑上去和冯抱头痛哭。
“文革”开始后，有人对冯友兰的夫人任载坤说：“你们要准备啊，首先要把铺盖收藏好，他们抄家往往会把被子撕成一条一条的，没有铺盖，天冷了怎么办？”可冯友兰夫妇并没有准备，7月下旬的某晚，红卫兵前来抄家，不过只是将封条贴在门旁的墙上，冯友兰夫妇还可以自由出入。不久，红卫兵又在冯友兰的院门口贴上“冯友兰的黑窝”六个大字。冯的女儿宗璞被戴上了纸糊的高帽子，上书“冯友兰的女儿”，而在沈阳工作的儿子冯钟越的罪名则是：“冯友兰的儿子。”五岁的孙子冯岱则被北京六一幼儿园勒令退园。
红卫兵要求冯友兰将书送到指定地点，冯友兰说：“我所有的书除了马列毛主席著作以外都是封资修一类的书，数量不少，上哪儿去找运输工具呢？再说送来，你们这里也放不下。”红卫兵想想确实如此，就没有强制冯送。后来又来了一批红卫兵，要求冯将书送去，冯说了困难后，他们说：“这样吧：我们在你这书架子上贴上封条，就不必送了。”这个办法，算是救了冯的书，其他人的书因来回搬来搬去，大量损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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