仆之《诗辨》，乃断千百年公案，诚惊世绝俗之谈，至当归一之论。其间说江西诗病，真取心肝刽子手。以禅喻诗，莫此亲切，是自家实证实悟者，是自家闭门凿破此片田地，即非傍人篱壁、拾人涕唾得来者。李杜复生，不易吾言矣。而吾叔靳靳疑之，况他人乎？所见难合固如此，深可歎也！
吾叔谓：说禅非文人儒者之言。本意但欲说得诗透彻，初无意于为文，其合文人儒者之言与否，不问也。
高意又使回护，毋直致褒贬。仆意谓：辨白是非、定其宗旨，正当明目张胆而言，使其词说沉着痛快，深切着明，显然易见；所谓不直则道不见，虽得罪于世之君子，不辞也。吾叔《诗说》，其文虽胜，然只是说诗之源流，世变之高下耳。虽取盛唐，而无的然使人知所趋向处。其间异户同门之说，乃一篇之要领，然晚唐本朝，谓其如此，可也；谓唐初以来至大历之异户同门，已不可矣；至于汉、魏、晋、宋、齐、梁之诗，其品第相去，高下悬绝，乃混而称之，谓锱铢而较，实有不同处，大率异户而同门，岂其然乎？
又谓：韩柳不得为盛唐，犹未落晚唐。以其时则可矣。韩退之固当别论；若柳子厚五言古诗，尚在韦苏州之上，岂元、白同时诸公所可望耶？高见如此，毋怪来书有甚不喜分诸体制之说，吾叔诚于此未暸然也。作诗正须辨尽诸家体制，然后不为旁门所惑。今人作诗，差入门户者，正以体制莫辨也。世之技艺，犹各有家数。市缣帛者，必分道地，然后知优劣，况文章乎？仆于作诗，不敢自负，至识则自谓有一日之长，于古今体制，若辨苍素，甚者望而知之。来书又谓：忽被人捉破发问，何以答之？仆正欲人发问而不可得者，不遇盘根，安别利器；吾叔试以数十篇诗，隐其姓名，举以相试，为能别得体制否？惟辨之未精，故所作或杂而不纯。今观盛唐集中，尚有一二本朝立作处，毋乃坐是而然耶？
又谓：盛唐之诗，雄深雅健。仆谓此四字，但可评文，于诗则用“健”字不得。不若《诗辨》雄浑悲壮之语，为得诗之体也。毫釐之差，不可不辨。坡、谷诸公之诗，如米元章之字，虽笔力劲健，终有子路事夫子时气象。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其不同如此。只此一字，便见吾叔脚根未点地处也。
所论屈原《离骚》，则深得之，实前辈之所未发；此一段文亦甚佳。大概论武帝以前皆好，无可议者；但李陵之诗，非虏中感故人还汉而作，恐未深考。故东坡亦惑江汉之语，疑非少卿之诗，而不考其胡中也。
妙喜（是径山名僧宗杲也）自谓参禅精子，仆亦自谓参诗精子。尝谒李友山论古今人诗，见仆辨析毫芒，每相激赏，因谓之曰：“吾论诗，若那吒太子析骨还父，析肉还母。”友山深以为然。当时临川相会匆匆，所惜多顺情放过，盖倾盖执手，无暇引惹，恐未能卒竟辨也。鄙见若此，若不以为然，却愿有以相复。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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