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一”惨案发生后,当局要求复课,而学生要求满足条件后才能复课。(即:严惩屠杀无辜教师和学生之党政负责人等)傅斯年奉命到昆明处理学潮,在教授会议上,和闻一多发生冲突。张奚若事后回忆:“一多与傅常委闹起来,一多说:‘这样,何不到老蒋面前去三呼万岁!’这是揭傅斯年的旧疤,很少人知道的。我就劝解:大家争执, 何必重提以前的旧事。傅气得大骂:‘有特殊党派的给我滚出去!’”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召集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讨论处置沦陷区日伪控制下的高等学校,参加者有朱家骅、翁文灏、李石曾、蒋廷黻、傅斯年等。傅以代理北大校长身份出席会议,在会上极其活跃,公开为朱家骅出谋划策,引起相当一部分与会者不满,时任善后救济总署署长的蒋廷黻当场讽刺傅是“太上教育部长、太上中央研究所总干事、太上北大校长”。
张政烺精通目录版本学,因此傅斯年对张格外器重,但傅却让张在“史语所”整整做了十年薪水菲薄的图书管理员。张是山东人,平日为人厚道,不与人计较。但到了1946年,张实在觉得忍无可忍,径直去傅的办公室找他理论。一进门,张用手指着傅说:“我干了十年图书采购员的工作,你都没有给我提过级,我今天真想揍你一顿。”张是山东大汉,傅更是人高马大,体重二百多斤,听罢便说:“凭我的块头和力气,加上我出手又快,若论打架,你打得过我吗?”
此时正值北大复校,傅斯年亦代理北大校长,在聘用教授上还是坚持其一贯的崇洋思想,凡留过洋的就聘为教授,如周一良就接到了教授的聘书;凡没有留过洋的只能聘为副教授,如邓广铭和张政烺接到的都是副教授的聘书。这回,张政烺改变策略,直接掏出清华大学的聘书,告之清华已正式聘他为教授。傅看过后,因实在舍不得放走张这样的人才,只好无奈地改聘张为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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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大师有个性,有风骨,有正义感,与宽松的社会环境有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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