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博弈48-张仪争权（上）

考证1：苏秦、张仪的年代问题

自古以来，关于苏秦与张仪的年代问题，学者们争论不休。

先秦文献中，《孟子》、《荀子》、《韩非子》等都有关于苏秦或张仪的记载，但都不能判断这两人的先后顺序。

《战国策》虽然有大量二人的事迹，但一来时间跨度太大，二来有明显夸张不实的事迹，存在将其他人的言行附会在他们身上的可能。

刘向在编辑《战国策》时，在《战国策书录》提到，“苏秦初欲横，秦弗用，故东合纵，及苏秦死后，张仪连横，诸侯听之，西向事秦。”所以刘向认为，苏秦在张仪之前。我不太认可刘向的观点。

汉代文献中，陆贾《新语》、贾谊《过秦论》、刘安《淮南子》、扬雄《法言》、桓宽《盐铁论》虽然提到苏秦和张仪，但没提到两人的具体时间线。

《史记》分别有《苏秦列传》、《张仪列传》。《张仪列传》言:“苏秦已说赵王而得相约从亲，然恐秦之攻诸侯，败约后负，念莫可使用于秦者，乃使人微感张仪。”以及“夫张仪之行事甚于苏秦，然世恶苏秦者，以其先死，而仪振暴其短以扶其说，成其衡道。”司马迁认为，苏秦在前，张仪在后。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在记载苏秦、张仪的事迹时，大体是依据《史记》，有所取舍，因此《资治通鉴》基本与《史记》一脉相承。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则借鉴了《资质通鉴》。

自20世纪40年代,始有部分学者怀疑《史记》关于苏秦、张仪的先后关系,并进一步提出苏秦晚于张仪的论断。

唐兰先生于1941年在《文史杂志》第1卷12期发表的《苏秦考》，以及杨宽先生于1955年出版之《战国史》中，分别提出苏秦应在张仪之后的看法。徐中舒于1964年《论 < 战国策 > 的编写及有关苏秦诸问题》中，明确提出“苏秦年辈晚于张仪”，论据是“《孟子》和《(竹书)纪年》不载苏秦事迹,就是苏秦在《孟子》和《纪年》成书的时代,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

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纵横家帛书(即《战国纵横家书》)出土后,唐兰、杨宽、马雍等分别撰文,以所发现的帛书为依据,更进一步指出苏秦行年应在张仪之后。唐兰认为,司马迁是把“公元前三世纪初的苏秦的事迹, 推到前四世纪末；把张仪、苏秦的时序改为苏秦、张仪……他的《苏秦传》就等于后世的传奇小说了”

马雍则说:“《史记》中有关苏秦的记载错误百出，其材料来源多出伪造，可凭信者十无一二……《战国策》中关于苏秦的记录较《史记》为多，但亦真伪参半，又往往将苏秦和苏代兄弟二人弄得混淆不清。”

杨宽又于2001年所著 《战国史料编年辑证》中论证苏秦最早游说对象为秦昭王,“《史》、《策》误作惠王,以致所说形势不合于惠王初立时。”

我们伯乐灯认为，张仪早于苏秦，原因主要有两点。

第一，根据史学家研究，马王堆汉墓二号墓的主人，应该是第一代轪侯利仓本人。一号墓发现年约50岁左右的女性尸体，墓内又出“妾辛追”名章，墓主应是利仓的妻子。三号墓墓主遗骸属30多岁的男性，可能是利仓儿子的墓葬。三号墓出土的一件木牍，有“十二年十二月乙巳朔戊辰”等字样，标志着该墓的下葬年代为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一号墓分别打破二号墓和三号墓，则其年代应再晚些。三座墓葬的时间相距约20多年。

因此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远早于《史记》、《战国策》的成书年代。

第二，从战国群雄之间的实力对比，以及史料中其他记载之间相互印证，《史记·苏秦列传》记载的时间线不可能。

按照《史记》记载，燕后文公二十七年（公元前335年），苏秦为实施对抗秦国的合纵之策，来到燕国准备劝说燕后文公，但一直没有受到燕后文公的接见。燕后文公二十八年（公元前334年），苏秦在燕国等待一年多才见到燕后文公。苏秦游说成功后，燕后文公资助苏秦，让他去六国合纵，苏秦的合纵之策得到赵肃侯采纳后，他接着相继说服韩宣惠王、魏襄王、齐宣王和楚威王，于是燕、赵、韩、魏、齐、楚六国联合起来，共同对抗秦国。苏秦担任纵约长 ，并佩带六国相印。

首先，韩宣惠王在公元前332年即位，魏襄王在公元前318年即位，齐宣王在公元前320年即位，苏秦游说时，这三位国君都没有即位，可见《史记》记载有误。

其次，公元前334年，徐州相王以后，楚、赵两国攻齐，不久后齐、魏伐赵，从连绵不绝的战事来看，此时山东六国没有合纵的基础。

最后，公元前334年，秦国没有取得函谷关，《苏秦列传》提到他们仅仅与三晋纷争不断，秦国尚未与齐国、楚国、燕国交恶，除了三晋以外，山东六国没有合纵的动机。

因此我们伯乐灯，以战国群雄之间的博弈为基础，通过关键的历史事件、战争、外交等历史逻辑，反向梳理，过滤掉明显错误的史料。

无论是徐州相王，还是后面徐州之战、雕阴之战、陉山之战、以及五国合纵伐秦，这些都是影响战国走势的重大历史事件，然而，《史记·苏秦列传》的记载，无法与这些事件相印证，并不可信。

基于以上的考证，《战国博弈》节目很少采纳《张仪列传》和《苏秦列传》的记载。

考证2：《史记》、《资治通鉴》、《战国策》并没有记载雕阴之战后，公孙衍主张秦魏和谈。有人说魏国重金贿赂公孙衍，我没有查到具体的史料出处。但犀首公孙衍作为能与张仪对抗数十年的人，如果他身上没有黑料，以公孙衍大良造的官位，张仪很难出头。

此外，秦魏雕阴之战结束后，无论是先秦史料，还是《史记》、《资治通鉴》这类传世史书中，都没有提及公孙衍在秦国的经历，甚至没有公孙衍何时离开秦国的记载，这说明他的确受到秦惠文王的冷落。而后来公孙衍离开秦国，他非常仇视秦国。世界上不存在无缘无故的恨，所以一定有不为人知的原因存在。

因此，不排除公孙衍因为接受魏国贿赂，随后东窗事发被排挤的可能。

考证3：中华书局出版的《战国策》，将西河之外注解为黄河以西，洛水以东，华阴以北，延安以南的地区。上郡地区具体位置不明，大致在今陕北地区附近，应该从属于西河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