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北毕业生涌进体制内：是错位，还是双赢

北大毕业生，这个身份在就业市场是吃香的。

对谢蕾来说，找工作并不是什么难事，但天不遂人愿，虽然好几家口碑不错的公司给她发了offer，然而都不能解决户口问题。“等春招的时候再看看吧，说不定会有更好的选择。”

2017年秋天，谢蕾和很多第二年的应届毕业生一样，参加了秋招。当时，她还抱有一丝留在北京的念头，因此想找一份能解决北京户口的工作。但第二年春天，谢蕾依然没有如愿。

那个时候，她接到了一份通过“选调生选拔计划”考试的通知。谢蕾心想，既然在北京找不到如意的工作，不如回家乡做一名公务员。

2018年，谢蕾从北大研究生毕业后参加了选调生选拔考试。竞争者有4043名应届毕业生，他们来自25所“双一流”高校。在最后入围的人选当中，北大毕业生有8名，清华毕业生2名，谢蕾就是其中之一。

这一次，她切身感受到了体制内高学历人才越来越多的趋势。“到了下一年，北大来我们这里的就有二十多个，听我一个师妹说，今年已经有六十多人，这个变化还是挺大的。”

近年，体制内一直是稳定工作单位的首选，很多高校毕业生都曾被父母建议报考公务员。“国家铁饭碗肯定吃香啊，有些规则是不会改变的”，“进入体制内才能活得轻松点，可培养高材生不搞科研有何用”。对上一辈而言，体制内工作稳定、有保障，“学而优则仕，这是一句老话”。

像谢蕾一样，越来越多的清北毕业生进入体制内。北京大学发布的就业质量报告显示，2019年校本部共有2822名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签订三方协议，其中超过四分之三的北大毕业生进入体制内。

清华大学2021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显示，2021届签三方就业毕业生总数为3669人，其中前往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体制内单位就业的人数占比为69.9%——有七成选择进入体制内工作。

清华北大作为国内Top2高校，其毕业生的就业选择对整个社会而言具有风向标意义。

对于清北毕业生争相卷进体制内，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这股热潮与近两年来经济下行的压力有关，“考教资、考公务员的热度很高，事实上是整体现象的不同部分，折射的都是一个问题，就是就业难，就业压力比较大，这就会导致越是具有优势的高校，越倾向于走向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岗位”。

“主要还是稳定”

最终报考家乡公务员，谢蕾说，主要原因还是“稳定”。她没有任何纠结，就选择去了一座海边城市，离家也近。

谢蕾曾在北京一家律所工作，她原本有直接转正的机会，而且与她的专业非常对口。“那份工作挺有成就感，钱比体制内挣得多一些，但当时没有很安定的感觉。”

谢蕾希望找到一份工作解决北京户口，她也没有成为律所合伙人的追求。对于自身未来发展，“我觉得选体制内更好一些，没有什么后顾之忧的感觉”。

在体制内，“大家会认为你是国家工作人员”。谢蕾作为一名选调生被录用后直接有公务员编制。

近年各省党委组织部门正有计划地从高等院校选调品学兼优的应届毕业生到基层工作，作为后备领导干部，其提拔速度比普通公务员快得多。

第一年，谢蕾便去了一个乡镇，担任副镇长，在她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去向”。谢蕾的一个师妹后来也回家乡，和她在同一座城市，在街道挂职。“大家选择的原因都差不多。”谢蕾说。

易晓寒是清华大学2021届毕业生，父母都是体制内员工，她早就打定了主意，要进体制内。“有的人觉得挣钱很快乐，那他可能会去私企或者互联网企业，还有另外一批清北的同学，他选择体制内，我猜测可能是更希望个人的价值和国家社会的价值合一，这样就能够通过一些社会的认同感体会到自己的成就。”

易晓寒本硕都攻读法学，她原本的理想是成为一名法官，为他人伸张正义。但国家选拔法官实行员额制，在这种制度下要想成为法官，首先要通过司法考试成为法官助理，然后至少担任五年法官助理，才能获得参加员额考试的资格。通过员额考试，她才能成为真正的法官。学长学姐都劝她考法官这条路难走，易晓寒这才选择目前人才紧缺的涉外法务工作，在一家央企。

2021年从北大博士毕业的李韵，现在是北京某中学的一名老师，她报考了北京几所知名中学，最后都顺利拿到了offer。她透露，最后通过考试的人要么清北毕业，要么来自北京师范大学。

读博期间，李韵曾在一家创业公司工作，公司效益好时，她月入十一二万元，即使绩效一般，每月也能拿到五六万元。

“那时候特别忙，每天早上睁眼就开始工作，忙到晚上闭眼。一周七天，除了吃饭睡觉，都在工作。”李韵说，这段工作经历让她明白，获得高薪是需付出代价的。

毕业之后，李韵很快步入婚姻，对于未来有了更多现实的考量。“我主要是希望工作和生活能分开，不用在下班的时候还要工作。另外就是有户口，比较稳定，也不用担心生育会影响前途，而且能有时间照顾家庭。”

“不是很喜欢，但能适应”

到乡镇第一年，谢蕾要处理很多繁琐的杂事。春种秋收时节，她得带头到田间地头防火。夏天沿海地区多雨，她又需要奔赴防洪一线。

“不仅是领导，还有普通的工作人员，每天夜里要值班。现在很注重乡村的卫生，周六周日，镇长书记就会带着大家去打扫卫生。”谢蕾说，这两年来，乡镇一级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尤其是疫情期间。

第二年，谢蕾被调到区检察院做办案业务。“我在那辅助检察官办理案件，这一年还是很充实的。”她说，一般的案子都是从一审公诉开始，所以区级检察院是办案最多的，办案压力也是最大的。

通常所有案子的办理期限只有30天，这个时限内如果无法办结，就需要向检察长申请延长办案期限。

“我是学法律的，回去之后想去业务部门，跟基层检察官一样办案子。”谢蕾说，检察官的工资待遇和身份待遇较高。但后来，领导提议她去写材料，锻炼一下。

在体制内，很多人都觉得写材料乏味，但这又是这个系统里最不能缺少的工作。想到会写材料的人在哪个单位部门都吃香，谢蕾不再排斥。“在这边天天写各种各样的材料，其实我不是很喜欢，但我比较能适应各种各样的环境。”

现在，谢蕾在省检察院挂职，干的还是写材料的工作。“我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无论在哪个单位，无论什么工作，只要认真干就行了。”在她看来，写材料可能是最困难，最无聊的，她都能很好地完成，其他工作也能胜任。

作为一名北京中学老师，李韵的工作时间也极度饱和。入职的时候，她刚好赶上国家实行“双减”政策，教师的工作压力陡然剧增。

近12个小时的工作时间，李韵几乎一刻也不得闲，备课、讲课、改作业、开会，还得处理一些行政事务。她每天早上六点半就从朝阳赶往海淀，晚上七点到家，天已经黑了。

李韵时刻把关注点放在学生身上，她并不觉得现在的工作比体制外轻松。下班后，李韵最大的消遣是看剧、看电影。等到周末，她和老公会去京郊游玩。短途出游可以暂时缓解工作中的压力。

法学专业出身的易晓寒，现在的工作内容多涉及国际法，她还不是特别精通，每天都会花上至少两小时继续学习。闲来无事时，她会约上同事一起吃吃饭，或者在公司附近打打羽毛球。

易晓寒所在的公司位于北京五环外，她平时住在公司附近的公租房里，不需要在通勤上花费过多的时间。

与很多私营企业工作人员相比，体制内似乎更轻松一些。他们能够按正常时间上下班的日子更多，周末也能正常休息，而令“体制外”打工人苦不堪言的“996”，对他们而言，显得有些渺远。

“我不是一个典型的清北毕业生”

谢蕾本科就读于一所985高校，读研究生才来到北大。在很多人眼里，典型的清北毕业生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宏伟的目标，并且拥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但谢蕾从没有给自己制定目标。

入职第一年，到基层做副镇长，谢蕾笑称自己扮演了一个类似于吉祥物的角色。领导和同事逢人就说，“这是北大毕业的，是我们的副镇长，很年轻”。这种介绍一方面让谢蕾感到自豪，另一方面对方的期待也让她倍感压力。

“北大毕业又怎样呢？”谢蕾感觉自己不过是一个初入职场的“小学生”，与其他一同入职的高校毕业生相比，她自觉并无过人之处，在一年的工作当中，她也不认为自己给地方带来了什么实质性改变。

挂职期间，谢蕾构想建立一座乡村图书馆，但真正落地的时候，她发现乡镇不仅存在财政困难，乡村留守的儿童和成年人也少，最后不了了之。“一个是我本身的水平能力有限，第二可能是我的性格，不是很出彩的人。”谢蕾认为，她可能需要很多的经验，用空杯心态去学习，再去发挥自我的价值。

“我不是一个典型的清北毕业生。”出于对清北毕业生这个标签的敬畏之心，谢蕾一直强调这一点。

谢蕾还说，很多北大同学都通过选调生考核进入了公务员系统，其中不乏像她这种没做出什么成就的，但也有一些初出茅庐就崭露头角的。一位远赴西北某省的校友，参加工作时就提出了很多创新的点子，为单位发展做出了很多贡献，很快，那位同学就被组织提拔成为某个部门的领导。

“任何学校都会有很优秀的人，可能清北优秀人才的比例更高。在清北毕业生群体当中，有一些人确实会成为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但也有一些普通人，即使不能成为翘楚，但只要能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这就可以了。”谢蕾说。

清北毕业生的标签曾给他们就业带来了不少红利，但随之而来的也是万众瞩目之下的压力。她时刻保持一种谦虚和低调的姿态，并尽量淡化这一标签，回归到普通的人群当中。

易晓寒也感受到了清北毕业生光环所带来的压力，但她不敢轻易吐露这种感受，以免被人说“凡尔赛”。为了做好外部风险防范，她的日常工作就是看立法研讨、给领导写发言稿，又或者给部委提一些政策建议。

这份工作听起来挺简单，但事关出口管制和经济制裁，关系到国家形象，她必须在工作当中保持百分百的谨慎。在企业内部，同样的工作内容，比她学历低的人做出来能够得到领导赞赏，但她达到相同的效果则被认为理所应当。

刚工作时，易晓寒有在小红书纪录生活的习惯，现在已经很久没有更新，她直言想要摆脱清北毕业生的标签。“我想让大家先了解我这个人，然后再说我是清华毕业的。如果我一直带着清北的标签，那对我自己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事。”

人才的浪费？

两个月前，谢蕾又到省直单位挂职。这段时间，加班到晚上八九点几乎是她工作的常态。她就住在单位的院子里，走路两分钟就到了办公室，下班两分钟就回到自己的房间。她觉得，一天最好的状态是把工作全部做完，放松地躺在床上。

她每天早上八点半上班，通常忙到晚上九点，一天的工作都是满负荷的。“我在这里借调，挂职锻炼，工作和生活没有分得太开，但只要离开那间办公室，就已经是回归自由的感觉了。”谢蕾说，她希望早日回到海边城市，开始自己正常的生活。

赶上年底，谢蕾所在的部门一直处于忙碌中，“像这种统揽全局的工作比较多，年底各种总结和汇报一起涌来，还是比较费脑筋的”。这种事务性的工作，只要是下面报上来，她就得尽快整理出来。“可能费点工夫，但不用去做创造性的工作，用脑子比较少，你把它罗列起来，或者是整理起来就好了。”

谢蕾说，她还是喜欢那种执行，不涉及创造性的工作。有网友也因此指出，这种体制内的工作有点浪费他们的高学历，是对人才的一种浪费。

对此，储朝晖说：“清华北大的毕业生，从国家定位上说，应该在科技创新上发挥作用。清北毕业生体制内就业的选择，造成的影响可能是比较深远的，就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国家真正需要的高端人才难以培养出来，这些高端人才应该担负的责任也没有很好地承担，这就造成整个社会就业和各方面的秩序跟我们的主观设定存在一些错位。”

2020年8月，杭州市余杭区招聘了一批清北毕业的研究生到街道工作，2019年深圳多所中学公布的招聘名单也几乎是清一色清北毕业生。这两条新闻掀起一阵“人才浪费”、“大材小用”的讨论。

新闻中提到去街道工作的就有谢蕾的师兄，谢蕾很认同他的观点。“体制内也是需要人的，特别是学校，我觉得清北毕业生真的很适合去学校教书育人，把自己在高等学府学到的东西和开阔的视野传授给学生，我觉得非常有意义。那些前沿的地方肯定也有人去做，我们这些人可能水平达不到，或者说不在那些领域，那为什么不去做点更现实、对我们更好或者对社会更好的事，我觉得这是双赢的事情。”

谢蕾之前在律所和小米等单位实习过。“不能说体制内会限制创造力，我个人的感觉是在体制内必须有经验作为基础。对一个刚毕业的学生，特别是去乡镇这种地方，你的创造性，会不会给带来好的结果，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肯定是要在一个框架内进行创造，不可能是你想什么就是什么。”

进入体制内，谢蕾认为自己仍抱有理想主义的情怀，她希望有朝一日能改变点什么。“虽然我现在能改变的非常有限，但如果到了一定位置，是不是就能做点什么，就能改变一些什么，或者说帮助一些人呢？”

对于当初的选择，谢蕾并不后悔，也没有遗憾。“这个选调并不是我的首选，但到最后发现，它竟然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 文中谢蕾、易晓寒与李韵为化名

文|曾宪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