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解读世界历史-15
——疫情比较：
在中国与西方世界的比较当中，最后需要重点说明的是全球疫情的相似性。这种比较主要是两地横向做同时期的比较，而且疫情是指严重到几乎要毁国灭家的那种，而不是像2003年左右的萨斯和禽流感。
需要说明的是，瘟疫的发生在中国历史记录中很完整，除了商朝和元明清的疑似重复外，重大的瘟疫记录在四个周期中没有纵向的重复。说商朝和元明清疑似重复，是因为史载盘庚避水迁都，发明针灸治疗瘟疫。但记载中对于瘟疫严重程度并没有清晰说明，因而无法与元明清进行直接的纵向比较。
中国历史上瘟疫大流行的高峰有两个：一个是东西汉之间至东汉时期（1—3世纪）；另一个是明末至清初（16—17世纪）。现代的研究把这两段时期的瘟疫原因归咎于地理环境的突变，由于气候变迁异常激烈，导致生物圈和人类智慧圈的失调及震荡，从而出现一些从未预想的奇怪的病症、瘟疫。
东汉末年从204—219年（建安九年—建安二十四年），中原地区流行的瘟疫很凶猛。东汉张仲景在《伤寒卒病论》中说：“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特别是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死人特多，魏文帝曹丕回忆说：“昔年疾疫，亲故多受其灾。”又说：“疫疠多起，士人雕落。”那时的中原“家家有伏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声，或合门而亡，或举族而丧者”。
明代万历、崇祯至清康熙年间，即从1580—1663年，是中国寒冷灾变时期，这时候疠疫流行，死亡枕藉。最严重的是1641年，南北两直隶，山东、安徽、浙江、贵州、湖南等地疾疫大作，山东“春夏间瘟疫盛行，甚至户灭村绝”。据记载，山东东明县“春二月瘟疫大作，有一家死数口者，有一家全殁者，白骨山积，遗骸遍野”。1643年的瘟疫，“有疙瘩瘟、羊毛瘟等，呼病即亡，不留片刻。八、九月间，死者数百万……至霜雪渐繁，势始渐杀”。
让人惊讶的是，欧洲也在这两个时间段发生了重大的流行性瘟疫，其规模和严重程度与中国相似，时间则略有先后。要知道中国东汉和欧洲罗马之间的广大地区，当时并没有传染病互通流行的直接记录。即便是到了元末明初，东西方的交流也没有到很频繁的地步。
欧洲罗马奥勒利安在位期间，大约在2世纪末，也暴发大瘟疫，瘟疫最严重时罗马城每天死亡约2000人。日本人田茂树在《世界社会史》中说：“在东汉末代中国有十一年间继续流行凶猛的疫病……欧洲在第二世纪中瘟疫波及于罗马全部领土。在那医术还不发达的古代，这种疫病究竟猖獗到了什么程度很难想象。”
而14世纪的欧洲，几乎所有角落都被黑死病一网打尽，瘟疫所到之处，不分阶层、无论贵贱，没有人能逃避死亡的威胁。整个欧洲共死亡2500万人，占当时欧洲人口的四分之一。其中，1348—1352年是这场瘟疫的高峰期，它扫荡了西班牙、希腊、意大利、法国、叙利亚、埃及和巴勒斯坦等地区，将恐怖气氛一直持续了很多年。《十日谈》的作者薄伽丘曾经描述佛罗伦萨严重的疫情：“病人突然跌倒在大街上死去，或者冷冷清清在自己的家中咽气，直到死者的尸体发出了腐烂的臭味，邻居们才知道隔壁发生的事情。旅行者们见到的是荒芜的田园无人耕耘，洞开的酒窖无人问津，无主的奶牛在大街上闲逛，当地的居民却无影无踪。”
有人说中国和欧洲同时代发生的瘟疫，是老鼠等生物乘船来往所导致的，但我以为这种说法缺少说服力。中国古代从《黄帝内经》开始，对为什么会出现瘟疫这个问题，就几乎有着一致的解答——物候变迁。“从其气则和，违其气则病。”“夫天行时异之病者，是春时应暖而反大寒，夏时应热反大凉，秋时应凉反大热，冬时应寒反大温，此非其时而有其异之气。”
现代《物候学》则更明确了这一点。生物（包括微生物）的生长发育和生命活动，除了受内部的遗传基因的影响外，也要受外部的环境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温度、湿度、气压、光波、电磁波、营养源……物种的死亡和新物种的产生，细菌和病毒的存活和传播，除了内部的基因变异之外，都要受环境和气候的制约。
在光波辐射的历史周期当中，这两个阶段分别位于第一和第四周期，而第二和第三周期却没有发生如此重大的疫情。或者开启这个具有毁灭性的潘多拉盒子的，也是阳光。现在没有试验的数据和更多的资料，只能以猜测的名义出现，这两个周期所处的光谱频率在何种程度上与病毒的变异和传播相吻合，或许是找出并控制今后相关疫情的一把钥匙。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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