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美国CIA骇人听闻的“精神控制实验”内幕【上】

揭美国CIA骇人听闻的“精神控制实验”内幕【上】

被强行抹去记忆从而导致性情大变，生活支离破碎，一辈子挣扎在难以名状的痛苦之中……对一些人来说，这不是科幻片桥段，而是赤裸裸的现实。2021年12月27日，一部名为《寻找自我》的纪录片在丹麦播出，系统揭露了美国中情局（CIA）上世纪在311名丹麦儿童身上进行精神控制实验的丑闻。该实验的代号为MK-ULTRA（后面简称MK）。环球十六章分上中下三篇为大家讲述该事件背后的隐秘。

本报记者查阅资料发现，《寻找自我》中所展现的内容仅仅是中情局进行非法人体实验的冰山一角。2010年，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以及国务卿希拉里向危地马拉总统道歉，原因是媒体爆出60多年前，美国曾对大约700名危地马拉囚犯和精神病患者进行实验。

讽刺的是，如果媒体不爆料，美国政要就不会道歉，而危总统将继续对此毫不知情。俄罗斯作家、情报机构史专家亚历山大•科尔帕基迪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是西方“民主”的标志性风格——侵犯人权、为所欲为地进行非法行动，几十年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道歉。

美国中情局1953年设立MK-ULTRA计划。科尔帕基迪表示，最初，这个项目与冷战有关，主要目标是操纵人的意识，从而在审讯中获得口供。之后，中情局对能否通过实验给人洗脑特别感兴趣，想看看是否能向实验对象强行灌输信息，要他们去执行特殊命令。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MK-ULTRA计划持续了20多年。该计划的负责人、中情局化学家西德尼•戈特利布认为“洗脑”应当分两步走：首先，必须毁掉实验对象已有的思想意识；其次，必须找到一种方法将新思想灌输到实验对象大脑里形成的空白中。科尔帕基迪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这个项目中，中情局给实验对象下药、电击他们，以此对他们进行洗脑。实验的两个主要方向包括有效地使用药物进行审讯，以及在药物的帮助下对实验对象进行精神控制。

  “他们粗暴地把电线接在我们的腿上、胳膊上和胸口上，然后给我们戴上耳机，我的耳朵被某种尖锐而嘈杂的噪音充斥着，难受极了。”《寻找自我》纪录片导演、MK-ULTRA计划亲历者之一佩尔•温尼克向外界讲述了1960年自己的遭遇。当时温尼克11岁，他和同住在哥本哈根一座孤儿院的几名小伙伴，被每人16丹麦克朗（现在约合122元人民币）的报酬骗去“做点好玩的事”。温尼克表示，在他们遭受痛苦的时候，旁边的研究者对他们的遭遇熟视无睹，只管记录实验对象的反应。

加拿大人朱莉•坦尼的父亲也是受害者之一。她告诉本报记者，她的父亲查尔斯•坦尼曾深受MK-ULTRA计划折磨。1957 年，朱莉的父亲查尔斯接受了艾文•卡梅伦博士为期3个月的“洗脑”治疗。公开资料显示，艾文•卡梅伦拥有英美双重国籍，曾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和艾伦纪念研究所工作，很多“精神控制”实验项目都和他有关，可以算是此类实验的标志性人物。

朱莉回忆称，那是一家很小、只有47张床位的医院。她的父亲查尔斯因患有三叉神经痛入院，之后他的主治医生让查尔斯参加了这个项目。朱莉说：“我们不知道他们想对他做什么，但我们知道我父亲不是精神病患者，他没有抑郁症、精神分裂症或类似的疾病。”

查尔斯被送进医院后，那些医生立即给他注射胰岛素，哪怕他并不是糖尿病患者。查尔斯昏迷了过去，医生称这是助眠治疗的一部分。朱莉说，在她父亲接受心理医生的访谈后，医生会把他说的话的一些片段录下来，然后在他枕头下的磁带上循环播放，这些会在他的脑海里转来转去，基本上是在给他“洗脑”。他们还会给他进行电击治疗，但不是今天的常规电击治疗，而是用一种被称为“佩奇-罗素”的机器，这种机器大约是常规电击治疗强度的 75 倍，可以用来抹去记忆，而刚才提到的磁带则是用不同的记忆信息代替抹去的内容。

 “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因为这太疯狂了，他们说那里有很多人需要治疗，但事情的真相是，真正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很少，主要是一些激素导致的患有产后抑郁症的女性，”朱莉称。当被记者问及是如何发现这些事情时，朱莉说，她那时大约5岁，但清楚地记得父亲就像变了个人一样。“我父亲是个非常投入的人，喜欢亲力亲为，他所有的空闲时间都和孩子们在一起。但在他回家后，甚至都不知道我们是谁。”

      1978年的一天，朱莉一家人正在吃饭，她的母亲看到新闻说有人正在起诉美国中情局，便转身对朱莉的哥哥说：“明天去医院拿你父亲的病例。”朱莉没听懂这句话的意思，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发生了什么。查尔斯1977年因为中风已经无法沟通，从那以后他不会说话，不会写字，不会阅读，所以关于父亲的事情从没有被谈论过，即使在朱莉他们发现这件事之后。

    回想起父亲接受治疗前的生活，朱莉说，他们曾经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父亲总是很忙，他曾尝试在后院建溜冰场，常常会带着他们去街对面公园的溜冰场、游乐园玩。父亲还会为哥哥准备曲棍球比赛和足球联赛的季票。但当他从医院回来时，这一切都结束了。他回来时非常易怒、暴力。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

和朱莉一家人有过相同经历的受害者还有很多，居住在美国的名叫玛丽亚姆•鲁胡拉的女子就是其中一位。她在向本报记者讲述自己的遭遇时说：“我的记忆仍然被压制……这就像是一座心理监狱。”

    对于《寻找自我》的导演温尼克来说，他或许还有机会通过纪录片的形式对美国中情局的残酷实验进行控诉。而和鲁胡拉一样受到“精神控制”实验的普通受害者却很少引起他人关注。2010年，一名加拿大学者发文披露了鲁胡拉的遭遇。该学者表示，鲁胡拉曾因“伊朗背景”被特工绑架，是MK-ULTRA计划的受害者，她的记忆力已经出现受损情况。

    “老实说，我不知道我的确切年龄，我住在得州大草原城，离达拉斯大约30分钟车程。”近日，当本报记者联系到鲁胡拉时，她说现在已经可以自由地生活，但MK-ULTRA计划给她带来的伤害仍在持续，她的记忆仍然被压制。

    与前文提到朱莉父亲的经历类似，鲁胡拉对记者表示，自己被强迫听循环播放的磁带录音，实验者希望借此在鲁胡拉脑中强制植入信息，“偶尔我也会‘闪回’，我记得我已经结婚了，有一个孩子，还有诸如此类的事情，这些‘闪回’是一种对真相的强化，也是对我所做事情的验证。我很幸运在德国找到一位心理医生，我们曾通过电子邮件交流，他也是MK-ULTRA计划的幸存者。他告诉我，一旦记忆开始恢复，我将经历很多生理上的影响。”

      “他们（实验者）改变了我的心理面貌，这就像生活在别人为你编织的谎言中。”鲁胡拉说，她无法与很多人就MK-ULTRA计划这一话题沟通，因为这些人觉得她“不是在幻想，就是在撒谎”，“这是一座心理监狱”。

      鲁胡拉说，美国政府声称MK-ULTRA计划已经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停止，“但那不是真的。除非美国政府真正承认他们的所作所为，否则永远不会停止。我仍然不知道我的父母被埋在哪里？我仍然找不回关于我的孩子和自己所受教育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