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评《中国人的素质》2

辜鸿铭评《中国人的素质》2

　　如果说以上便是盎格鲁一撒克逊观念的一个真实全面的表述，可能失之公正。但是，不论何人，假如他不惮其烦地去阅读一下辛博森先生的著作，就不会否认，以上确是辛博森先生以及读过他著作的约翰·史密斯所传布的盎格鲁一撒克逊观念的一个公正的具有代表性的陈述。

　　最叫人难以理解的是，何以这种约翰·史密斯的盎格鲁年到撒克逊观念，竟然在中国能真正生效？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之下，中国人约翰们急不可待地想要去实现中华帝国的辉煌和荣耀。那拥有八股文的古老的中国文学本是一种无害的空洞之物。而在约翰·史密斯这盎格鲁一撒克逊观念影响下正喧嚷着建立的新型中国文学，外国朋友将发现，它会变成一种无法忍受的和危险的破坏。最终我恐怕，老约翰·史密斯不仅会发现他的曼彻斯特商品贸易要完蛋，而且他甚至还不得不去支付另一笔巨额开销，以供再派出个戈登①将军或基齐勒勋爵去枪杀他可怜的老朋友中国人约翰年到年到那受约翰·史密斯之盎格鲁年到撒克逊观念开化而变得non comPos mentis（精神错乱）的中国人。当然这是题外话。

　　①戈登（Gordon，1833年到1885年）：英国军官和殖民地行政官。参与侵华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后任"常胜军"统带，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贯穿黄马褂。后任苏丹殖民总督，被起义军击毙于喀土穆。

　　在此我想简明地指出，这就是有理智的英国人所做的事。依我看，这些满脑子装着从有关中国人的书中得到一派胡言的外国人，当他来到中国时还能同他必须接触的中国人长期地和睦相处，那简直是奇谈。对此，我不妨从亚历克西斯·克劳斯（Alexis Krausse）所著的题为《远东：它的历史和问题》这本大部头书中，取出一个典型例子来加以说明。该书写道："影响远东西方列强的全部问题的症结，在于鉴别那东方精神的真正本质。东方人观察事物不仅与西方人有不同的立场，而且他的整个思维途径和推理方式也与西方人不同。那种根植于亚洲人中的独特的感知，同我们所赋予的感知正相违反！"

　　在中国,一个读过上述引文中最末一句的英国人，假如他听从逻辑不通的克劳斯先生的劝告，那么当他想要一张白纸的时候，将不得不对他的儿子说："孩子，去给我拿张黑纸来。"我想，为了维护那些住在中国，且讲求实际的外国人的声誉起见，当他们来同中国人实际交往的时候，还是应该能够抛弃那类关于东方精神的真正本质的胡言乱语的。事实上，我相信那些同中国人相处得最好的外国人，在中国最成功的人，是那坚持2＋2=4，丢掉了约翰·史密斯和克劳斯先生那一套关于东方本质和盎格鲁一撒克逊观念的a十b=c的理论的人。毫无疑问，当人们记得在那些过去的日子里，即在明恩溥写他那本《中国人的素质》之前的日子里，大英商行的老板或经理如查顿、马地臣①和他们的中国买办②之间的关系，总是那样的彼此相亲且代代相传的时候，当人们记住这一点的时候，他们会倾向于考虑，在坚持2＋2=4的西方商人与怀着那套a＋b=c的东方本质理论和盎格鲁年到撒克逊观念的聪明的约翰·史密斯之间，究竟哪一种做法更好？无论是对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①查顿（William Jardine，1784年到1843年）、马地臣（James William Matheson，1796年到1878年）：二人均为鸦片战争前来华经商致富的英国大商人，怡和洋行的合伙创办者。不过他们致富，并非如辜鸿铭所说，是因为与中国人相处得好，而主要是他们从事一本万利的罪恶的鸦片贸易的缘故。

　　　②买办；在中国被外国洋行雇佣的、充当他们与中国商人之间的媒介之代理人。年到年到原注。

　　那么，吉卜林①那句"东就是东，西就是西"的名言，就一点道理也没有吗？当然有的，当你与2＋2=4打交道的时候，可说存在极少或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只有当你面临诸如a十b=c这样的问题时，在东方和西方之间才存在许多的差别。然而要解答东西方之间的那个a十b=c的方程，一个人必须具备高等数学的真本事。今日世界之不幸，就在于对远东问题中a十b=c的方程的解答，掌握在那不仅统治着大英帝国，而且还与日本结盟的约翰·史密斯手里年到年到那个约翰·史密斯甚至连代数问题的基本原理也一窍不通。在东西方之间，对a十b=C的方程的解答是非常复杂和困难的问题。因为其中存在着许多未知数。不仅东方的孔子、康有为先生和端方总督之间有着不同的理解，而且在西方的莎士比亚、歌德和约翰·史密斯之间也存在着差别。实际的情况是，当你专门解答a十b=c的方程时，你将发现在东方的孔子与西方的莎士比亚和歌德之间，只存有微乎其微的差别；而倒是在西方的理雅各博士和西方的明恩溥牧师之间，反而存在着大量的不同。对于这一点，让我来举一个例子具体说明一下。

　　①吉卜林（Kipling，1865年到1936年）：英国作家、诗人，生于印度。主要作品有《吉姆》、《营房歌谣》等。190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那个明恩溥牧师，在谈到中国的历史时说道：

　　中国人的历史也是大洪水前的，不仅试图从远古开始写历史，而且在这条冗长、混浊而又拖沓的历史长河里，既有历朝历代的大树，又有数不清的枯木烂枝。只有一个完全缺乏时间观念的民族，才会编写和学习这样的历史，只有中国人的记忆，才会把这样的历史贮藏在宽大的肚量里。

　　下面，让我们来听听理雅各博士在同一个论题上是怎么讲的。理雅各博士在谈到中国二十三个正统王朝的历史时说道：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民族能有如此完整贯通的历史；就其整体而言，它是值得信赖的。在谈到另一本巨大的中国文学集时，理雅各博士又说：按照我原来的推想，这部巨著是不会出版的。但实际上，在两广总督阮元的督察和资助下（还有其他官员的协助），它在乾隆最后当朝的第九年①就编定出版了。如此大规模的巨著的出版，显示出在中国高级官员中有一种公益精神和一种对文学的热心。而这一点，是值得私虑重重的外国人好好学习的。

　　①这里原文时间上恐有误。因为乾隆1796年即退位，1799年让嘉庆亲政。上文提到的既元，是清代著名学者，曾官至两广总督，体仁阁大学士。他在两广总督任上，主编过大型类书《皇清经解》，时间是1829年，即道光当朝的第九年。此处可能是理雅各弄错了。

　　以上就是我所要表达的意思。即，不仅在东西方之间存在着很多差异，而且即便在西方的理雅各博士、那个能鉴赏出中国官员热心文学的学者和西方的明恩溥牧师、那个为中国的约翰·史密斯所爱戴的人之间，也同样存在着许多的不同。

　　——《约翰·史密斯在中国》

　　四

　　不久以前，一个传教士为了赶同类的时髦，在他系列短文的封面上自称为"宿儒"，闹了许多笑话。这个念头当然是极端滑稽可笑的。在整个帝国内，可以肯定没有一个中国人敢斗胆妄称自己为宿儒。在中国，"宿"字意味着一个学者或文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然而我们却常常听到某个欧洲人被称为中国学家。《中国评论》的广告里说："在那些传教士中，高深的中国学正被辛勤地耕耘着。"然后就开列了一批经常撰稿者名单，并说我们相信，所有这些著名学者的研究都是健全可靠、完全可信的。

　　现在，要估价那种被称为在华传教士辛勤耕耘的学问的高深程度，我们不必拿德国人费希特在他关于《文人》的演讲里，或美国人爱默生在其《文学伦理学》中所提出的高标准来衡量。前美国驻德公使泰勒先生是一个公认的大德国学家，然而一个读过几本席勒剧本，在某杂志发表过一些海涅诗歌译作的英国人，尽管可以在他的社交圈子里被认作是德国学家，但他却绝不会在印刷品中公然以此自称。可现在那些在中国的欧洲人，只出版了几本关于中国某些省份的方言录，或百来条谚语的汇编，就立刻被冠以一个中国学家的美称。当然，只取一个名目倒也无妨，凭着条约中的治外法权，一个在华的英国人，只要他乐意，随时都可以泰然自若地自称为孔子的。

　　我们已经被引入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在某些人看来，中国学已超越了早期开拓时期，即将要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了。在这一阶段中。研究中国的人们将不再满足于编纂字典或诸如此类的搬砖运土性质的工作，而试图去建构专著，翻译中华民族文学中最完美的作品，不仅以理性思辨和充分的论据去评判它们，而且最终论定中国文学圣殿中那些最受推崇的文学家。下面，我打算作如下几点考察：首先，看看正经历着上述转换的欧洲人中，他们的中国知识真实到什么程度；其次，看看以往的中国学都做了些什么；第三，看看目前中国学的实际状况如何；最后，指出我们所设想的中国学应该是什么样的。常言道，一个站在巨人肩上的侏儒，容易把自己想象成比巨人更加伟大。但尽管如此，必须承认、那个侏儒，利用他位置的方便，将必定看得更加宽广。因此，我们将站在前辈们的肩上，对中国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作一个鸟瞰。在这一过程中。如果我们提出与先辈们不完全相同的意见，这些意见，我们希望不要被看成我们有任何自炫高超的意思；我们宣称不过是利用了我们的方便条件。

　　——《中国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