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500年间都是的山西商人——晋商的辉煌期。晋商经营的范围非常广，他们经营盐业、粮食、棉花、食盐、布匹、煤炭、竹木、茶叶、桐油、生漆、药材、票号等等。为什么山西人会选择“四民之末”的经商，作为职业呢？这是因为晋南一带地窄人稠，自古以来，山西人都是面朝黄土北朝天，能不能吃上饭全靠老天给面子，后来环境继续恶化，自然灾害严重，外出经商成为人们的谋生手段。晋中商人足迹遍及全国各地，甚至垄断了北方大部分商业。北京城曾流行这么一句话："京师大贾数晋人"。
晋商一共树有3座丰碑，那就是驼帮、船帮和票号
晋商的起源和发展
晋商的起源
早在春秋时期，晋国为了运输销售他国的剩余产品，采取“轻关、易运、通商、宽农”等政策，那时晋国南部富商已经有这样的描述了：“其财足以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晋国的国策是“轻关，轻其税。易道，除盗贼。”有力政策推动着贸易发展。那时，对商业交易活动的描述是"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赞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晋商的发展
隋唐之间我们要提一提商人武士貜[jué]了，（这位是）武则天（的父亲）。李渊父子从太原起兵时，木材商人武氏从财力上大力资助，李渊父子就是凭借当时天下最精华的太原军队和武氏的财力开始夺取全国政权的。
晋商的兴盛
首先是明朝"开中制"的政策实施，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所谓“开中”，就是国家利用手中的食盐专卖特权，引导商人把政府需要的实物（如粮、茶、马、豆、麦、帛、铁等）输送到边防卫所。商人能获得的是贩卖食盐的专门执照———盐引。商人凭盐引到指定的盐场支盐，并在政府指定的范围内销售。至此晋商发展壮大，基本垄断了北方贸易。
时至明末，一些山西商人以张家口为基地往返关内外，从事贩卖贸易活动，为满族政权输送物资，甚至传递文书情报。所以史上认为清能顺利入关占领全国过程中晋商作用很大。因为清入关占领全国过程晋商不仅提供情报还有大量财力上的资助。当时清兵入关后，军费支出猛增，财政十分困难，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建言：“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省民归我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后来金政权对山西商人多采用招抚政策。
从及历朝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大都得到过山西商人的财力资助。我们可以看出山西商人昌盛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一直和政权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动乱中，也一直在寻找权谋的机会。
全盛时期
康熙中叶，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部骚乱期间，曾组织一部分汉族商人进行随军贸易。他们跟随清军，深入到蒙古草原各地，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品，同时与蒙人做生意。这些“皇商”绝大多数是清廷制定的山西商人。
商人为军事行动保提供后勤保障，政府也给商人经商特权。政府与商人这种结托关系，对清政府的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制定有着相当影响。
蒙汉贸易必须经过张家口和杀虎口（后改名为归化城），俗称东口和西口。（我们还记得那首歌吗？走西口）“东口”张家口的八大名商都是山西人，其中最大的企业是祁（qí）县范家开设的“兴隆魁”，这个商业性的企业有职员 290多人（传说，最鼎盛时“兴隆魁”有职员1000人左右），是清代中国对外蒙和俄国贸易的第二大企业。
在对蒙贸易的西口——杀虎口，山西的商人常在大青山和西营一带贸易，并得到清政府的特殊照顾，获得了很高的利润。这些行商会说蒙语的被称为“通事行”，其中规模最大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开办的“大盛魁”，从业人员达六、七千人，人们曾形容“大盛魁”的财产能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从库伦到北京铺一条路。在宁夏，著名的大商号多是万荣、平遥、榆次、临猗[lín yī] 一带的山西商人开办的，宁夏的名药材枸杞半数掌握在山西人开的“庆泰亨”手中。
国际贸易
（说到这儿我们就知道了）山西商人开拓了国外市场，从陆路对俄贸易最早最多的就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个俄国城市，都有过山西人开办的商号或分号。在朝鲜、日本，山西商人的贸易也很活跃，榆次常家从中国输出夏布，从朝鲜输入人参，被称作“人参财主”；介休范家，几乎垄断了对日本的生铜进口和百货输出。（到这儿补充一句，古丝绸之路上，少不了晋商的身影啊）
清代初期，得到清政府特殊照顾的山西商人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坂、神户、长崎[cháng qí] 、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有些商人甚至能用蒙古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俄语同北方少数民族和俄国人对答如流。可以说，从蒙古草原上的骆驼商队，到吴淞口正在出海的商船，都有山西人在计价核算，从呼伦贝尔的醋味，到贵州茅台的酒香，都有山西人在酿造叫卖。所以晋商就有了2座丰碑，这两座丰碑是驼帮和船帮。
驼帮
晋商以骆驼为主要运输工具从事贸易活动，最重要的产品就是茶叶。晋商在福建、两湖、安徽、浙江、江苏一带购买茶山、同时收购茶叶，就地加工成砖茶，晋商的茶叶主要销往蒙古及俄国一带。在销往蒙古的时候要路过杀虎口，当时运销茶叶非常艰险。
船帮
船帮出现在清代中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流通量猛增，但当时中国产铜量极低，仅靠云南一地产的滇铜，远远满足不了铸币需求。山西商人组织船帮对日贸易采办洋铜。介休范家就是最为突出的代表。范家的商业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时，被人们称为著名的"洋铜商"。晋商在利用"驼帮"、"船帮"经商的过程中，真可谓是"船帮乘风破浪，东渡扶桑，商帮驼铃声声，传播四方。"写下了部部艰辛的创业史。
但是山西商人并没有只盯着洋铜和茶叶，山西商人的最大的创举是票号。
“汇通天下”的山西票号
山西商人资本中的货币经营资本形式，最著名的是票号。票号又叫票庄或汇兑庄，是一种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在票号产生以前，商人外出采购和贸易全要靠现银支付，在外地赚了钱捎寄老家也得靠专门的镖局把现银运送回去，不仅开支很大，费时误事，而且经常发生差错。这就迫使外出经商的山西商人寻求新的办法。
山西票号的起源相传是平遥县“西玉成颜料庄”。西玉成颜料庄在北京、天津、四川等地都设有分庄，总经理叫雷履泰。“北京分庄经常为在北京的山西同乡办理北京与平遥、四川或天津之间的现金兑拨。比如平遥商人在北京把现金交给北京分庄，分庄就写信给平遥总号，让汇款人在平遥领取现金。这种异地拨兑，开始只限于在亲朋好友之间进行，并不收费。后来，要求拨兑的人越来越多，在双方同意的原则下，出一定手续费就可办理。雷履泰发现这是一个生财之道，于是改设“日升昌”，兼营汇兑业务，营业很是兴旺。接着，他就放弃了颜料生意，专门经营汇兑业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
后来他们在天津、张家口、沈阳、苏州、上海、厦门、广州、桂林、重庆、长沙等地开设分号招揽生意。由于汇兑在此处交款，彼处用钱，手续简单，使用方便，渐渐顾客越来越多，除山西商人和其他地方商人汇款，还有政府官员来办汇兑事宜。随着资本的增加，通汇地点增多，利润也越来越多。接着他们又吸收现款，发放贷款，“日升昌”的生意一派兴旺。其他山西商人也学习“日升昌”，投资票号。
到鸦片战争前夕，山西票号大约有八家。除经营汇兑业务外，还兼营存款、放款业务，并把汇兑、存款和放款结合起来，利用承汇期，占用客户的现金放高利贷，得到了很高的利润。太平天国起义后，清政府的财政更加困难，山西票号也开始向清政府服务，承揽清政府对外活动款项汇兑等国际业务，票号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如祁县合盛元票号，于1907年在日本神户、东京、横滨、大坂都开设分支机构，平遥的永泰裕票号在印度加尔各答开设分号。此时的山西票号真可说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了。
晋商成功和失败的原因
股份制
商业的兴旺、发展离不开得力的助手，晋商从雇佣、再到邀请当地土商、朋友合营成为较松散的商人群体，后来发展为东伙（东家/伙计）制，类似股份制，这是晋商的一大创举，也是晋商能够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成立会馆，抱团发展
山西商人作为地方性集团组织的出现标志就是会馆的设立。会馆刚开始是为联络同乡感情用的，到后来发展成为维护同行或同乡利益的组织。
3.成也萧何败萧何——跟政府关系密切
（前面我们说到）历朝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大都得到过山西商人的财力资助。这是晋商的刻意为之。山西票号还从经济上帮助穷儒寒士入都应试和走马上任。一旦儒士考中，票号便利用其关系代为运动，这些靠票号从经济上帮助走上官场的儒士，以后便成为与票号有着特殊关系的官员。山西票号还为一些人代办代垫，捐纳官职。咸丰时，清政府为筹集军饷，大开捐纳鬻[yù] 官之门，规定文官可至道台，武官可至游击、京堂二品、各部郎中，鬻[yù] 实官和虚衔。山西票号乘机居间揽办，对捐官者票号予以保密，而票号也因此得到了捐官官僚的庇护。对于在任的王公大臣，山西票号更是施尽手段交结。甚至山西票号还为封建官吏窝藏赃款。
所以明清晋商的兴盛是因为晋商做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附庸。明初晋商为明朝统治者在北方边镇筹集军饷而崛起，清入关后又充当皇商而获得商业特权，后又因为为清政府代垫和汇兑军饷等。一言以蔽之，明清山西商人始终靠结托封建政府，为封建政府服务而兴盛。但当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时，山西商人也祸及自身。如志成信票号，在辛亥革命中因资金散失，被迫倒闭。民国初年，债权人大多在山西太谷、平遥、祁县坐索欠款，财东因票号损失惨重，已无力偿还，只能卖房卖地，甚至逃匿他乡，有的还沦为乞丐。
这一路走来，晋商逐（zhu）渐成为商人中最保守落后的一群，他们的全部商业行为也基本是靠着官商勾结、搞垄断和特权交易，取得利益后也不投资或再生产，而是运回老家修宅买地。
“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束缚了晋商的发展
晋商资本流向土地，在明代已屡见不鲜。入清后，晋商购置土地者很是普遍。有民谣称：“山西人 大褥套，发财还家 盖房置地养老少”。此谓“大褥套”是指形状像褥子的布套，也可搭在牲口背上供人骑坐。在传统观念支配下，晋商的商业资本是不利于向近代资本发展的。
投资见效周期长的采矿业
20世纪初，晋商中一些有识之士以高度热情投资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但由于当时保矿运动的影响，其资本主要投入了投资额大、见效周期长、管理要求高、并受运输条件制约的煤矿业，而不是投资少、周转快、利润高的棉纺、面粉、卷烟等轻纺工业，致使资金大量积压，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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