鏖战奥密克戎：日本式防疫，效果几何？

1月1日，在东京西部绿树成荫的浅谷郊区一座神社，久保美智子（Michiko Kubo）和她的丈夫每人戴着两个口罩，加入到相隔一米的朝圣者队伍中，迎接2022年的到来。

“去年，我们按照官方规定呆在家里，避开拥挤的地方。”45岁的美智子说，“但这一次，我们觉得自己受到了保护，因为我们接种了疫苗，而且一直戴着口罩。”

在队伍中，志愿者们礼貌地提醒每个人保持安全距离。

日本是一个老龄化程度非常高的国家，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29.1%，是德国（14%）和美国（14.5%）的两倍多，而这部分人口被认为是面对新冠病毒最脆弱的群体，出现严重并发症甚至死亡的风险较高。

但是，日本的新冠死亡率表现得非常平稳，感染率和死亡率远低于许多西方国家，每百万人口中死于新冠的人数为219人。相比之下，德国为1520人，美国达2933人。

一个更加显著的对比是，由于新冠疫情，美国和欧洲大多数国家在2020年经历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预期寿命下降。对比而言，日本人的预期寿命在2020年和之后的2021年总体上都有所增加。

更令人意外的是，日本从未实施过“封锁”，而只是实施了一系列相对没有影响力的紧急状态。

这种并非采取严格“封锁”措施，却受新冠影响相对低很多的特殊情况，让外界开始探究其背后的原因。

许多人首先考虑的是，像美智子这样的日本居民已经普遍养成了戴口罩习惯。这意味着日本国民的个人防护，要远好于现在很多人还很抵触口罩的欧美国家。

但已经熟悉新冠病毒之顽强的人们清楚，只依靠口罩，显然无法打败新冠。日本社会，应该还做了其他事情。

确诊病例的死亡率提供了一个指标，说明有多少感染新冠的患者能够幸存下来。它能间接衡量一个国家医疗系统，是否能有效及早发现可能患重病的病人并提供医疗。

日本拥有世界上人均最多的CT扫描仪，每100万人拥有111台。相比之下，美国每百万人中有42台，德国为35台，英国为9台。这些扫描仪在早期诊断新冠肺炎患者时被广泛使用。日本的做法是，尽可能早地查明那些最需要住院和死亡风险最高的病人，并尽早开始治疗。

日本还拥有1400台体外膜氧合机（ECMO），远远超过全球任何一个国家。该设备用来拯救呼吸衰竭或心脏衰竭患者，通过人工肺将血液输送到患者体内，是治疗严重肺部和心脏疾病的最后手段。

它已被证明在治疗新冠重症病例方面取得了广泛成功。使用这种机器作为治疗过程的一部分时，日本重症ICU患者的存活率超过80%，居世界首位。

大谷仁俊教授是日本东北大学医学院的病毒学教授，曾帮助日本政府就应对新冠提供建议。2022年初，他在《纽约时报》撰写了一篇评论文章，解释了在他看来，日本对新冠的认识为什么是正确的。

大谷表示，在疫情的初期，他和他的同事们就开始考虑气溶胶在新冠病毒传播中可能发挥作用。除此之外，日本独特的接触者追踪方式让他们猜想，新冠病毒主要是由少数受感染的人传播的，然后这些人继续“制造”超级传播事件，而且这些人可能无症状或尚未出现症状。

来自日本公共卫生中心的更多数据证实，大多数新冠聚集性病例发生在密切接触的室内环境，如晚餐、夜总会、卡拉OK酒吧、现场音乐场所和健身房。

以往的疾病，如“非典”（SARS），在大多数情况下会导致肺炎，患者易于识别；而新冠患者则可以在不出现症状的情况下已经开始传染给别人。大谷表示，有了这种认知后，日本的科学界认为，消除新冠病毒将极具挑战性，因此更好的方法只能是压低感染曲线。

日本因此提出了一个基本概念：人们应该避开3C，即封闭空间、拥挤场所和密切接触的环境。

2020年3月初，日本政府向公众分享了这一建议，新闻、综艺节目、社交媒体和海报上都出现了相关提示。“3C”甚至在2020年成为日本的年度流行语。

尽管日本几次宣布了疫情紧急状态，但这充其量只是措辞强烈的警告和少量旅行限制——当时日本已经禁止外国游客进入该国——却并未采取国内封锁等严厉措施。因为其目标始终是找到与新冠共存的方法。

此外大谷教授强调，日本法律也不允许限制公民自由，强制进行封锁。所以即使学界认为有必要，该国也不可能宣布封锁城市和社区。

好在，3C教会了人们应该避免什么。根据个人情况和风险承受能力，他们的做法可能会有所不同。有些人可以选择留在家里。其他人可能仍然需要上班，但在拥挤的地铁上会保持沉默，以避免传播。有些人可能会外出就餐，但会避免面对面坐着。大多数人可能会继续戴口罩。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指引可能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更有效。日本人在问候时，通常不会亲吻、拥抱甚至握手。日本神户大学传染病专家岩田健太郎对《华盛顿邮报》说，许多日本人在公共场合也比较安静。此外还有社会压力——并非每个人都赞同预防措施，但许多人非常害怕遭到朋友和邻居的白眼。

“在公共场所保持口罩和沉默对于防范感染是非常重要的。每个人都知道它，但在世界上的一些地方，由于文化原因可能非常难以实施。”岩田健太朗通过电子邮件解释道。

显然，这与欧美国家民众对待口罩的态度完全不同。

这种纪律一直没有放松，哪怕到2022年，很多欧美国家已经开始放松管控，甚至决定与病毒共存的时候，日本人仍然在小心做好自身防控。

2022年新年，天皇和他的家人戴着厚厚的口罩，从宫殿的窗户后出现，向公众致以新年的问候。在2022年举行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首相岸田文雄也严格遵守了保持距离的规定，只有在讲台上发言时才会摘下口罩。

重要的是，这些策略和指导信息，完全依赖科学，而且也被公众所接受。“避免3C”的信息非常简单清晰，不危言耸听，并提出了一种可以在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持续下去的解决方案。它之所以奏效，是因为公众和应对疫情的科学家之间存在一种基本的信任。

日本目前全程接种率达到79.9%，这个数字低于85.9%的韩国，但高于德国、瑞典、英国、美国等欧美国家。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日本在接种疫苗方面需要面对一些独特的障碍，比如通过进口采购的进程比较缓慢，而且和美国类似，这个国家有着不相信疫苗的传统。

日本从2021年2月中旬开始接种疫苗，这比七国集团的其他六个成员国晚了8-10周。之所以如此，还是因为进口疫苗短缺——直到2021年5月底，这个国家的新冠疫苗供应才得以稳定。

但之后，日本的接种速度迅速赶了上来。7月，每天的疫苗注射数量上升到150万次，使接种率从7月初的15%上升到10月初的65%。迄今为止，日本接种的疫苗总数在世界上排名第六，仅次于人口数量大得多的中国、印度、美国、巴西和印尼。

考虑到日本战后使用疫苗的历史，这样的速度已经让人意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遭受了一系列传染病侵袭。1948年美国占领期间，美国顾问推动日本国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包括天花、肺结核、脊髓灰质炎在内的12种疫苗需要强制接种，如果拒绝将面临惩罚。在该法律实施和疫苗接种开始后不久，由于疫苗生产过程中存在缺陷，有80多名儿童死于白喉。

到了1989年，又有一些儿童因接种疫苗患上了无菌性脑膜炎，并出现高烧和其他症状。调查人员又一次发现，生产过程中的缺陷导致疫苗出现质量问题。

这些问题的出现，令很多日本人对疫苗接种产生了抵触。1994年，日本不再强制要求接种疫苗，而是鼓励居民“努力”按照政府的建议接种疫苗。而在政府决定停止对国内疫苗开发和生产的补贴后，日本制药公司缩减了对市场的投资。

自疫情开始以来，数十项研究报告认为，新冠严重并发症和死亡或许与肥胖有关系。

而日本的肥胖率恰恰非常低。根据日本2010年的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日本的肥胖患病率仅为4%左右。

治疗新冠病人的一线医生早已发现，许多病情最严重的新冠患者都是肥胖人士。大规模人口研究巩固了这种联系，并证明即使只是超重的人也面临着更高风险。

例如，在2021年8月发表在《肥胖评论》（Obesity Reviews）上的首个此类分析中，一个国际研究团队汇集了共涉及到39.9万名患者的数十篇同行评议论文数据。他们发现，感染新冠的肥胖患者比体重健康的人住院可能性高113%，住进重症监护室的可能性高74%，死亡的可能性高48%。

另一项研究记录了英国33.4万人的新冠住院率。一项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上的研究发现，体重指数在35或35以上的肥胖人士最危险，他们的住院率达到峰值。可即便到不了肥胖程度，调查人群只是超重（BMI为25-29.9），住院率就已经开始上升。

“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进入了超重的行列。”伦敦大学学院运动生理学家、本篇论文的第一作者马克·哈默（Mark Hamer）说。

一项研究表明，许多日本人都有一种与白血球有关的基因特征，这种白血球有助于对抗新冠。

2021年12月，日本最大的科研机构日本理化学研究所（Riken research institute）发表的一项研究中发现，高达60%的日本人白细胞中发现了一种基因特征会对新冠病毒产生免疫反应。

这种被称为HLA-A24的基因特征在东亚国家很常见，包括日本和韩国在内的许多新冠疫情不太严重的国家也发现了这种基因特征。

但韩国疫情的爆发也让人们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不能简单而论。

研究人员也表示，他们希望看到更进一步研究，以了解更多的情况。

如果说全球疫情进入现阶段，可以得到什么结论的话，那就是新冠防疫的应对政策和结果是多种因素的产物。

在英国，准备应对疫情的计划被搁置，部分原因是财政紧缩。国家空心化和基本职能的外包，限制了英国应对重大问题的能力。

在欧盟，官僚机构的惯性以及国家利益与官僚需求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决策陷入瘫痪，最明显的就是疫苗推出过程中出现的工作混乱。

日本在疫情期间的一些对策同样受到了民众批评。

在日本，救护车必须获得许可才能将病人送进急诊室。一些媒体报道了救护车要联系几个小时，才有医院愿意接收的故事。由于送院不及时或者没有床位，一些人隔离在家时悲惨地死去。

去年9月，以社会评论著称的日本出版商宝岛社（Takarajimasha）在三家主要全国性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双版广告：“市民被留在家里等死。”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出现呼吸衰竭和需要供氧的病人也被迫在家中接受治疗。

之所以出现这种病人无法入院的情况，是因为在日本，私人医院约占医院总数的80%，在4255家可处理急症患者的医院中，私人医院占三分之二左右。截至2020年11月，日本只有21%的私立医院接受新冠患者。尽管政府为每个新冠患者的床位提供了1500万日元的补助，并持续提供每月补贴，但许多私家医院仍然不愿意接收新冠病人。

另一个让居民恼火的问题是入境限制。日本对入境旅行实施了严格限制，几乎所有外国人，包括持有合法签证或拥有永久居民身份的外国人，都一度被暂停入境。这一规定现在已被取消，但入境旅客仍需要接受多次检测。另一方面，驻日美军进入日本不需要接受测试。因此，冲绳出现了一波与美国人员有关的感染，引发了新的抱怨。

推行“3C”，也使日本经济受到了影响，由于人们避开了酒吧和餐馆，服务业工人失去了工作。多项研究发现，在疫情期间，人们因隔离而遭受心理健康方面的挑战。与此同时，日本也在最近一波奥密克戎的疫情中出现了感染率再次抬头的情况。

不过，大谷仁俊在《纽约时报》撰写的文章中对未来的前景表示自信，他写道，“由于奥密克戎变种的影响，日本正面临着病例的增加，其他国家也是如此。仅仅接种疫苗不足以让全世界免于感染新冠。无论何时，日本人民都接受了避免‘3C’的指引。我们最有可能通过这样的指引，继续适应与病毒共存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