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面仍旧象过去一样地混乱,一样地矛盾重重。中国再次主张早日开始会谈,印度又予以拒绝,甚至对范围有限的官员“会谈”也提出了条件。议会的反对派对尼赫鲁不断施加压力,要求他更加明确地保证,在中国没有从印度的每寸领土上撤走以前,他将不同中国进行任何会谈。尼赫鲁似乎是在蔑视那些要求,他不厌其烦地重弹他的老调,说什么他愿在任何时候同任何人会谈,“即使是在战争中也同敌人会谈”。但在这些漂亮的词藻后面,印度的态度并没有改变,印度正竭力寻求一种办法,即避免同中国人会晤,又不使人觉得它是阻挠科伦坡会议国的努力。北京对科伦坡建议的保留给印度提供了答案。印度获悉这个消息后,马上宣布它“全盘”接受经印度澄清的科伦坡建议,同时并宣称,在北京没有全盘接受经印度澄清的科伦坡建议之前,不可能对会谈或讨论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印度运用巧妙的外交手段,再一次以中国作出实际让步为先决条件从而避免了谈判。阻碍会晤的责任似乎又落到了中国的身上。 一般印象总认为印度似乎是千方百计地探索和平解决的渠道,而中国却加以阻挠。在这个时候,尼赫鲁曾提到把边界争端提交海牙国际法庭的可能性,这样一来就使这种印象更为加强了。不久前,尼赫鲁还曾断然排除了把主要的边界争端交付判决或仲裁的可能, [ 注:但提出愿将引起较小变动的印度领土要求交付仲裁或判决。 ] 现在,他似乎翻了个斛斗。他告诉人民院说,“当时机到来时,如果议会同意的话,我甚至准备把关于疆界要求的基本争端提交给如海牙国际法庭这样的国际机构来审理”。于是外国报纸就把这说成是印度的一个重要让步,但尼赫鲁过后不久对他的这番话加了注解,而这却没有被人注意。提交国际法庭的设想在议会里遭到反对,议员们反对把祖国的一部分领土拿去作为裁决的对象。尼赫鲁立即后退。他解释说,这是一句随口讲出的话,“我说的是如果当时机来到的时候,如果人民院同意的话,如果议会同意的话,我们也许可以做这样设想”。尽管他已用种种条件冲淡了他开始所提到的交付国际法庭审理的意见,但尼赫鲁在以后给周恩来的信中,却依旧引用了这个提议,以此证明他是多么真诚地希望谋求和平解决。这一步棋是保了险的,因为北京根本不会接受这个意见,也不可能把有关中国主权的问题交付裁决,尤其是交付一个由国民党代表中国的组织去裁决。 到了这个时候,事情已经很清楚了:由于在边境战争中失利,印度拒绝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决心更加坚定了。一九六三年四月,周恩来给尼赫鲁的信中,谴责尼赫鲁采取不诚实的做法,指出印度根本无意举行谈判。周恩来说,印度利用科伦坡建议含糊不清的地方,把科伦坡建议解释为符合印度关于恢复九月八日位置的要求,一方面又企图把科伦坡建议变为裁决,强加在中国身上。至于提交国际法庭,“说穿了无非是为了掩盖印度政府拒绝谈判的事实而已”。周恩来反复申述,中国准备以双方原则上接受的科伦坡建议为基础,立即开始谈判。“如果印度政府由于国内外政策的需要,一时还不准备谈判,中国政府也愿意耐心地等待。” 一年以后,尼赫鲁在议会里讲到,如果中国部队在西段从边界线的他们一侧二十公里地区内全部撤出,他将愿意考虑会谈(暗示印度将放弃坚持在那个地区重新设立哨所的主张)。而周恩来过去提出的正是同样的妥协方案。伯特兰·罗素的两位代表同尼赫鲁讨论后把这个意见告诉了中国政府,中国并没有拒绝,只是说,如果这是个认真、严肃的建议,应该由印度政府自己提出来。但新德里却立即否认尼赫鲁曾委托罗素的代表转达任何口信,只是说,如中国军队从西部地区撤走,“这种新情况……可能值得考虑”。但是中国政府这个时候已决定,除非印度的态度有根本改变的明证,否则中国同印度进行边界问题的讨论将是徒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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