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心武说，现代西方小说的语言比较冷静，我觉得这是现代文学和传统文学的重要区别之一。语言简练朴素，用一般的叙述语言，尽量不带感情色彩，不动声色，而且不像屠格涅夫的语言有很多词藻，有很多定语状语。它的许多比喻、句式都非常简单，句子也很短，都是生活中的语言。而我们现在的许多小说，作者本身的倾向、爱憎、感情流露过于明显。即使如此，可能有些编辑同志觉得还不够热情，感情还不足，还要求作者把他想说的完全写出来，完全告诉读者。这样确实叫读者没有回味余地，有点耳提面命，就是我要说的话，我的思想感情，读者你得好好听着！可现在的读者不吃这一套。我认为作者写作当然要有很深的感情，很强烈的爱憎，不能说作家本身是无动于衷，没有态度和感觉的，但最好是不要表露出来，一露就浅，一浅就没有意思。作者的倾向性不要说出来，感情当然也得流露出来，但要通过作品的字里行间含蓄地流露。即使有褒贬，也在叙述中自然出现，不要单独说出来。我有个折衷的想法，叙述语言是否也带一定的抒情性？自己有个切身体会，我对《大淖记事》里的主人公很有感情，可我并没有多去夸奖他，尽管如此，我觉得还是扣住了自己的感情写。我这样结尾——“十一子的伤会好么？会。当然会！”这两句话就是我对这个人物的全部态度。也许最好连这个也不说。海明威是很厉害的，连这种感情也不流露，完全客观，冷静地叙述。我当然不能完全像他，各人的气质不一样。这就是所谓态度冷静、语言控制、感情节制的问题。我并不反对有时发点议论，我认为这要以题材而异，有些题材不发议论，有些我就要发议论。弗朗西斯的小说就主要是发议论，故事很简单，不占主要成份，你不能说它不是好小说。
另外，我觉得好的语言，首先是朴素，越朴素的语言越好。我赞成用大众一听就懂的，凡是只有翻翻字典方知道意思的词最好不用。有个评论家评我的小说，说我的语言很奇怪，每句话拆开看很平淡，搁在一块儿就很有味道了。当然是过奖了，但我确实是想追求这种语言。每句话拆开来平平淡淡，关键在这句话和那句话之间的关系。古人所谓的文气，就是指语言的内在结构。
另外，小说的语言要和你所写的那个人物贴切，如果你写大学生的生活，就尽量用接近大学生的语言，以此类推。不仅对话，叙述也如此。这几年我比较注意这个问题。最近写了我中学时代的一个语文教员，语言就和前几篇完全不一样，用语半文不白，甚至整段整段用文言文。因为这个人物需要这种语言来刻画他。
人们往往有个误解，认为对话要有哲理，再加一点诗意，和普通人说话不一样。其实对话就是普通说话。我记得大学二年级时写小说反映大学生活，人物说话都很机智、很俏皮、很有诗意，再加些哲理等等，我的老师说那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袋在打架，实际生活里没有那么说话的。托尔斯泰和高尔基都说过类似的话：人是不能用警句交谈的。有人老想在对话中说出警句，这不行。当然，戏剧语言和小说语言有区别，如果我想写个史诗剧，朗诵本身就诗化了。戏剧机动性高，可以有格言，警句，像莎士比亚“活着，还是去死”之类的话。生活里如果有谁在那儿高叫：“活着，还是去死”，那就可笑了。
要赋予普通语言以新的意义，把通用词变成自己独创的词。例如有位作家写一棵大树倒下——“大树叹息着，庄重地倒下了。”庄重这词谁都能用，但用在大树倒下，我觉得再贴切没有了。用普通的词给人一个独特的形象，这就是独创了词。这叫“人人心里有，笔下除我无”。
补充一点。一个地区出现文艺的繁荣，和刊物关系很大。举个例子，这几年我又重新写作，跟发表《受戒》有关系。《受戒》的发表是很偶然的，我说写出来没人敢发，我写着自己看，束之高阁。后来有人告诉《北京文学》当时的主编，说有这么个人写了这么篇小说。主编同志很想看看，我说这种东西是不能发表的，发表需要很大的胆量。可他看完后很快就发表了。他说不管什么时候，文学都必须和胆识联在一块。的确如此，一个刊物的编辑，尤其是主编，是要有胆识，而且要独具慧眼，要作伯乐。一种小说已发表很多了，再发表有什么意思。往往发表一篇新东西，就会给创作打开一个新天地。
（一九八二年四月十三日）
本篇原载《文谭》1982年第七期，是作者在成都参加文学座谈会的发言摘要，收入本卷时仅保留作者发言内容。与会者还有林斤澜、刘心武、何士光、孔捷生。
奇特多多
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