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挤兑着，哗啦啦的，转瞬，我七十岁了。七十年前的嘉陵江畔，父母亲相识相恋，生下了我。那时候的父亲母亲，他们打着绑腿，伴随着“向前，向前”的旋律，过黄河，翻秦岭，裹挟着胜利的风。父亲接管了阆中古城的医院，我在一篇微博里曾写道：“父亲正了正军帽，解下挎着的带皮套的手枪，轻轻地放在桌子上面，不紧不慢的说道，我们来了”。
这是一个新的政权，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了。父母亲为我取名“力征”，是继续努力长征之意呢？还是解甲归田，万里长征人亦还之意呢？父母亲就是在入川后的一九五零年转业到了川北区党委。第二年的春天就有了我。
母亲坐着第二书记赵林的小车在医院里生下来我，七个月，不到五斤，头上顶着一个大大的血包，在暖箱里待了四十多天。每次喂奶时，母亲就轻轻地揉搓着。
我享受过“供给制”，进幼儿园不用花钱，家里请的保姆也有“工龄”，父母亲都吃的小灶。每次吃饭时，父亲总是蹲在凳子上，他说：习惯了。
我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蜜一般甜的日子。该读书时就背着书包上学堂，到年龄了，就加入少年先锋队，脖子系的红领巾，我知道，那是红旗的一角。
读完初中二年级，“文革”来了。整个沱江畔的小城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父亲的名字满城都是，倒着，划上了红叉。家，被抄了，红卫兵小将们张开扳机的手枪顶着我的太阳穴，冰凉的，至今还有些隐隐作痛。
十七岁，我就背着背包，到广阔的天地里去了。我第一次尝到了劳动的滋味，背着太阳过山，挑粪桶，插秧打谷，担一百斤谷子，走十二里山路送公粮。
二十岁时，命运把我带到了太行山深处的一个小火车站，当上了一名铁路扳道工。那个年代，李玉和是我心中的“星”，特别是舞台上，他手提号志灯，一声高腔：“临行喝妈一碗酒”，山呼海应，壮志冲天。铁路扳道房里，我的师傅告诉我一句话：“锥子放在口袋里总会有露头的时候。”
“四人帮”被粉碎了，一切众生得见天日，我在铁路当上了运转车长。一列长长的火车，穿隧道，过桥梁，我坐在最后的守车里，瞭望着，守望着，穿山越岭，颇有几分诗意。
铁路局恢复了报纸，创刊号登出了我的第一篇散文《愿献青春在车场》。当我的钢笔字变成铅字的时候，那种喜滋滋的感觉是一生都难以忘记的。也是因为一篇见诸报端文章的原因吧？我从车务段调到了重庆铁路分局，又从铁路分局调到了铁路局。局长马麟调到省政府作副省长，把我调去当了秘书。
那是怎样的一个“百废待兴”的局面啊。就拿电来说吧，常常是“停三保四”，一个星期有四天停电，常常想到女儿在蜡烛下做作业的情景。马麟副省长是个工作狂人，要求身边工作人员很严格，每次出差，都要提醒我，记住交饭钱和粮票。
离开省政府办公厅后，我调到了北京办事处，出任主任，一干就是四年，那时候，常常出入各大部委，我还有个进中南海的牌子。命运总是那么的厚爱着我，一种说不清楚的原因，免去了我的办事处主任的职务。至今我想起来都是那样的庆幸，后来，就是那只“大老虎”主政四川，假如，我还在主任的位置上，能够有今天的自由自在吗？
阴差阳错，我来筹建四川联通公司。我一个个地市的跑，找人，搭班子。那时候，四十多岁，我急啊。我很喜欢，也特别看重从大学毕业的学专业的年轻人，他们代表着企业的未来。
对于通信行业来说，我真的是个外行，只能边学边干，我还认真的读了几本专业书，更加上联通公司不断的培训学习，自认掌握起来还是很快的。还要得益于我在邯郸车务段的会计经历和天津王串场的专业学习。其实，当一个领导，更加重要的是事业心和财务管理，要看得懂那三张表。
我在四川联通公司那几年，记得综合经济效益比较一直排在全国第六位。二千年，布置工作计划，我说不要提更多了，就和全兴足球队一样“保六争五”。
时间过得真快啊！转眼间，退休都十年了。今天早上的微博我写道“从今天开始，我可以享受免费坐公交地铁了，一刷卡，听读卡器亲切地喊一声老年卡，还是说的普通话。”
人生七十，今晚女儿女婿张罗着为我在家里过生日，亲家也要过来，太太，孙女儿昨天就忙着为我订好了生日蛋糕。写到这里，突然想起岑参的诗句，他曾经在嘉州当过太守，也就是今天的乐山。这首诗是他在凉州作的，“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
是的，七十，古稀之年了，生命开始倒记时了，我感觉还有好多好多的事情还没有做，生命不负我，我应该对得起生命。今晚，必须醉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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