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他成就了秦国霸业,却保全不了自己，遭受车裂酷刑，后人评价他死的不冤

为什么他成就了秦国霸业,却保全不了自己，遭受车裂酷刑，后人评价他死的不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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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之所以可以称霸，变得国富民强，这其中，商鞅变法一定是功不可没的。可是为什么这样一个功勋卓著的人才，最终会被处以最残酷的车裂之刑呢？我们这期视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战国初期，秦国原本是个偏远小国，一派衰败之相，被中原各国鄙视为蛮夷。秦孝公21岁刚刚继位的时候，中原五国加上楚国召开六国盟会，竟然都不邀请秦国。秦国上下一片恐慌，认为六国就是在讨论如何瓜分秦国。
秦孝公就是在如此严峻的国际形势之下，发布招贤令：“谁能出奇计，使我秦国强大者，我愿封高官，分半壁江山与之共享。”
30岁的商鞅就是在招贤令的感召之下来到秦国。三次求见秦孝公，两人相谈甚欢，商鞅变法由此开始。二人亲密无间合作20余年，在商鞅和秦孝公死后，其变法主张经六世君王延续推行，直到100多年之后，嬴政统一天下。大秦帝国得以建立，其奠基者就是商鞅变法。
商鞅主政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跑到秦国都城的南门立起一根大木头，然后告诉民众：“谁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去，我重赏十金。”当时说金不是指黄金，而是青铜。但一金就相当于一农户全年的总收成，所以10金是很大一笔钱。可是围观百姓听了这话哄笑一堂，说怎么可能呢？政府逗我们玩呢？由此可见当时的秦国政府完全没有公信力。
这时候出来了一个年轻人，说我把这根木头扛过去试试，就算政府骗我，我也没啥损失。结果商鞅真的就重赏十金，年轻人瞬间暴富。这就是著名的徙木立信的典故。商鞅以此昭告全国，我商鞅变法，说一不二，所有人务必尊行法度。
以农立国
商鞅变法历经23年，分三个阶段推行，依次是“农耕”、“军战”和“中央集权”，层层递进，体系严密，极有章法。
首先，商鞅认为，治国之要，在于让人民归心于农，大家都要去种地，国力才有可能强大。于是商鞅用了三年时间，把秦国彻底改造成了一个百分百的农业国家。
期间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农业政策就是“废井田，开阡陌”。之前西周的井田制，是土地国有，把900亩地划成井字型的九片田地，最中间的是公田，大家每天先去中间把公田里的农活干完，再耕种自己的私田，公田里的粮食就归国家。
商鞅开天下之先，废除土地国有，允许民众开荒耕作，买卖土地，这当然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农政策。为什么说影响深远呢？因为从此之后，土地私有化就成了中国最主要的土地所有制度。
后来的变法与革命中，土地从来都是政治力量和人民进行交换的重要筹码。列宁的“和平、面包、土地”；孙中山推翻帝制“平均地权”的承诺；毛主席的“打土豪、分田地”；最近的改革开放也是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开篇的。
商鞅是第一个在土地改革上尝到甜头的政治家。
由此开始，而他把重农思想推到了极致，将除农业之外的所有经济出路全部堵死。商鞅非常仇视商人，将经商视为“国害”。为了限制商人，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
不准买卖粮食，你经商拿着钱都买不到粮食，自己不种地就没得吃。
对商业课以原先十倍的重税。
编户齐民，搞户籍制度，每个人，每一寸土地都造册登记，限制人口流动。商业之所以能繁荣关键就在于流通。
非常极端的直接取消货币，施行以物易物。商鞅变法20余年，秦国竟然一直是物物交换，直到他死后才又开始铸币。
将除农业之外的所有经济通道阻断，百姓只能乖乖地去种地。但是禁绝商业，青铜、皮革之类等等的农业之外的资源如何调配呢？与之配套的，商鞅优惠外商，资源配置问题由外来商人解决。秦民务农，外商经商，这样一来国家经济结构就合理了。
从商品经济的调度来看，相比于300多年前的管仲，无疑是大大的倒退。但是这样的好处就是能在短时间内聚集国力，让整个国民经济充满纪律性。改革推行最初的三年，民怨沸腾，但是三年之后，大见成效，百姓反而觉得这样还挺好。说到底，这就是专制的力量。
开天辟地的军爵制与郡县制
三年时间，将秦国变成大农场之后，商鞅开始推动军爵制度。进而打造出了世界上第一个平民社会。
我们习以为常的“人人生而平等”，这不过是近现代的主张。中国古代分封制下爵位世袭，那是一个贵族统治的时代。商鞅把原有的贵族爵位废除，另立20爵位，论军功行赏。
爵位在中国古代非常重要，他不仅标定了社会地位和能做哪一级官员，甚至决定了能够享受怎样的生活待遇。房子能建多大，外出可以乘坐什么样的马车，甚至身穿什么样的服饰都是被爵位严格规定的。所以哪怕是富商，再有钱，没有爵位就不能享受富贵的生活。
而商鞅竟然把如此重要的爵位收回，就算你之前是贵族，对不起，现在只有在战场上立下军功，才能重新列籍贵族。而平民也一样，只要有军功，只要上阵杀敌，带回人头，无论贵贱，都可以获得相应的爵位。
军爵制可谓开天辟地，彻底抹除了贵族与平民的界限，人人都可以通过战争获得功名利禄。
到这里，秦民只能干两件事情，要么种地，要么打仗。前者富国，后者強兵。国家的一切奖罚均围绕种粮多少和杀敌数量展开，秦国被打造成了一个由大农场和大军营构成的二元社会。
军爵制一开，秦军骤然变成虎狼之师，打仗十分英勇，拼命追逐敌人首级。
其他各国给军队提供重甲，里面一层网甲，外面一层兽皮，胸背部再用青铜片加护，头戴重盔，防御装备重达几十斤。而秦军呢？为了提高的机动性，不影响自己斩杀敌人的效率，所有士兵竟然不要重甲，不戴头盔。
想想那个画面，人人轻装，奋勇冲锋，腰间挂满血淋淋的首级，秦军所经之处，一地鲜血。其余六国的战士面对这样的敌人不寒而栗。
“秦兵见战，如饿狼见肉”，父亲教育孩子，妻子教育丈夫：上阵杀敌，如果没有首级，没有爵位，则愧对家人。由此可见商鞅变法，深彻到何等程度。
军爵制打开了孔武之人进入统治阶层的通道，到了隋唐时期，科举制又为底层的知识分子打开了另外一个通道，由此“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变法启动到第十个年头，秦国出现了“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勇于公战”的局面，举国上下蔓延着极端功利主义的进取氛围，每个人都成为了国家的工具。全民皆农，人人皆兵，通过战争获得的土地与人口，在秦制之下继续耕地杀敌，以获得更多的人口和土地。这就进入到一个效率极高正向循环当中。自夏商周以来，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国家模式。
将全国的战争机制发动起来之后，商鞅开始实施变法的第三步，为了全面加强中央集权，统一度量衡，确立并推广郡县制。
商鞅划定县级行政区域，并且设立县令、县丞和县慰组成一级领导班子。之后每征伐下一块土地就设立一个县。与分封制最大的不同就是，县级领导全部由中央直接任免，不得世袭。每年都要向中央汇报治理情况，对其考核，奖功罚过。
郡县制彻底终结了分封制，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也是后世中国官僚制度的根本。从国家管理的角度来看，中国就只经历了部落制，封建制和郡县制三个阶段，自商鞅之后，几乎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甚至一直到今天，我们的省市县的治理模式也仍然没有跳出其藩篱。
千年不散的“黑色幽灵”
商鞅的强国之术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残酷、最严厉的一次变法。举几个例子：
首先，编户齐民，他将十户编为一组，一户犯法，其他九家必须举报，首创告奸制度，如果不告发，怎么办？腰斩。这在法理上残酷得说不过去，可能犯法的那个人都罪不至死，但是不高密就要被处以极刑。父子之间，夫妻之间，只要告发都有奖赏，人人自危。
还有，“失期，法皆斩”，古代税收有两类，一类是粮食，布匹这样的实物，还有一类叫做徭役，所有人要定期参加国家工程建设。规定时间必须要什么地方报到，迟到就死。
秦在统一天下之后，用打天下的办法继续治天下，沿用这一条最终导致秦朝崩溃，陈胜吴广就是要去服徭役，结果连降大雨，过不去，失期必死，干脆揭竿而起。
商鞅农战立国，靠外部掠夺来滋养内部，但是100多年之后秦统一天下以后没有外部了，那去掠夺谁呢？于是变成了秦帝国通掠夺百姓以滋养中央，当然不可持续。
再有，商鞅规定，民间发生争执，诉诸法庭，绝不准私斗。当时百姓之间，各村庄之间纠纷常有发生，比如说地界不清，争夺水源之类的事情，经常会用打群架的方式解决，造成不小的人员损伤。商鞅设立法庭，禁止私斗，杜绝人民内耗。后来有人触犯，商鞅竟然带兵把参与械斗的700多人全部斩杀。司马迁形容“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竟然把黄河最大的直流渭河的河水都全部染红。
再来，商鞅严格控制人民思想，任何反对声音出现立刻抹杀，不但坏的不能说，好的也不用说。就连有人赞美他，被他听到，他把这些人全部流放，从此再也不敢有人议论国事。变法大事不准争论，甚至不容讨论，完全压抑人民思想。
商鞅变法所推行的众多制度，郡县制，军爵制，编户齐民，农战立国乃至土地改革，其中有些并不是他的首创，他前面还有魏国李悝，楚国吴起这些法家人物。但只有商鞅变法得到深彻落实，成为了中央集权制度的奠基之人。为什么？
因为商鞅的这一套法家思想处处与周礼儒家相悖，在有着周礼文化基础的中原各国难以推行，而当时处于政治文化边缘，更加野蛮化的秦，能与法家一拍即合。文化先于制度，而生存结构又先于文化，这是我们解读很多历史书所强调的一个思路。
法家的思想确实高效，但是恶毒。在商鞅的思想里“强国”与“富民”是对立的。他极端地认为，人民不但不应该思考，甚至都不应该富足。
最理想的状态就是让人民始终处于同样的贫穷线上，最好家里没有一点余粮，吃完上顿没下顿，以保持饥饿的精神面貌，这样国家通过重赏和重刑，就可以将人们变成骁勇的战士。弱民是強兵的前提。百姓的贫困与无知，就是国家兵源和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
商鞅的这种极端主义思想，在后世已成绝响，但是不少君王尽管不像商鞅说的如此直白，仍有两个信念从来不曾被放弃：一个是不能让民众太富足，太有思想，这最终演变成了愚民政策。另一个是国家强大一定要在民众富足之前，他们强调“国强民安”，而不是“国强民富”，所谓“安”，只是年景好的时候有口饭吃，饥荒到来时不至于饿死，这就已经是最大的善政了。
商鞅在后世可以说是声名狼藉，很长的时间里，知识分子都以谈论商鞅为耻，提到这个名字都会口臭三日。然而，他却又如同一个神秘的“黑色幽灵”，飘荡在每一个庙堂之上和治国者的心里。
商鞅虽然施政手段残暴，但有效，确实达到了强盛国家和统一天下的目的。客观来说，他彻底地改变了此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态，其核心理念被后世众多独裁者所沿袭。
表面上来看，儒家与法家呈水火不容之势，但其实很多朝代都是“儒表法里”。因为中央集权的皇权专制本身就是儒家反对，而法家提倡的东西。
后来汉武帝虽然独尊儒术，但他所运用的也是法家化的儒学。儒家讲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要像个君，臣也要像个臣，这多少有点权责对应的契约意味，可是汉武帝时期加上了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就成了无条件的服从，权力变成了单向和绝对的。
汉武帝独尊儒术，让皇权披上了道德仁义的外衣，尽管有来自上天的约束，什么天灾地震，皇帝就要反省一下自己哪里做得不对，但这一点都不妨碍皇权的运作。
当年汉元帝做太子的时候，看到父亲汉宣帝经常使用严刑峻法，他劝诫父亲说你怎么能这样做呢？我们老祖宗不是教育我们要以儒学的仁义治国吗？汉宣帝勃然大怒，你小子懂个屁，我们老刘家的统治秘诀叫做“霸王道杂之”，表面上看是孔子的王道，其实是法家，是秦始皇的霸道。
汉代对秦制做了重大升级，让大一统专制度刚柔并济，此后中国政治的发展逻辑也就都是“儒表法里”。真可谓是“百代皆行秦政制，万年咸用始皇心”。
商鞅学说从阴暗之处重新回到明亮的历史舞台，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华帝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强国御敌成为时代唯一主题。儒家抱残守缺的怀柔学说不再适用，因此年轻人高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决绝口号。
商鞅的强国之道又焕发出了令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举国争说法家。图国家之发展为第一要务，图人民幸福次之。若个人幸福与国家发达不相容，则牺牲个人裨益国家。当时的知识分子寻求救亡图存之道，无论改良派还是革命者，从孙中山、陈独秀到康有为、梁启超，胡适，无不推崇国家主义和计划经济。
所以我们才说，商鞅是一个始终萦绕在中国历史上空的“黑色幽灵”。
商鞅为何是政治大家？
我们再回到商鞅变法初期，商鞅这个人一心变法，完全不顾个人安危，似乎在他身上根本看不到一个成熟政治家长袖善舞的圆滑一面，反而会觉得他是一个冷酷无情的莽夫。
商鞅变法收回爵位，推行军爵制，当然立即触动贵族利益。但是在秦孝公的强压之下，贵族不敢公然反抗，于是就教唆太子帮他们出头。商鞅立即追究，但是再怎么也不能对太子动刑，怎么办？他竟然把太子老师的鼻子给削掉了。
太子师，这可是跟今后君王最亲近的人，你竟然直接在人家身上动刑，不是完全不给自己留后路吗？
结果秦孝公一死，太子继位也就是秦惠公，立刻要收拾商鞅。商鞅举家逃跑，跑到一间客栈，店主无论如何都不敢给他住店说：“商鞅大人有令，你没有身份证，我给你住店被发现要被连坐。”最后商鞅被抓回去，全家都被杀光。秦惠公虽然车裂了商鞅，但是没有牵连任何一个大臣，并且继续推行商鞅此前制定的法规。
变法而不顾人事，致使自己惨死，这岂不是莽夫之为吗？
但是要知道，民国时期著名学者梁启超曾说，中国历史上只有六人堪称政治家，分别是：春秋管仲、战国商鞅、蜀汉诸葛亮、唐代李德裕、北宋王安石和明朝张居正。中国历朝历代帝王重臣，留名后世的多达成千上万，为何在梁启超那里，商鞅能位列其间呢？
首先，秦国在鲸吞天下之后15年就灭亡了，这足以说明商鞅急功近利的改革副作用太大。但急功近利可能并非商鞅本意，而是秦孝公的选择。怎么说呢？
秦孝公下招贤令，商鞅通过大臣引荐，三次跟秦孝公对谈。
第一次，商鞅讲了尧、舜、禹、汤，四位上古国君的帝道，据说在他们统治时期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是后世人们所向往的黄金年代。可商鞅说的口沫横飞，秦孝公却听得昏昏欲睡。谈话之后，秦孝公非常不满，说商鞅不过一介腐儒，只会唱高调。
商鞅知道后，第二次求见。这一次他讲的是周文王和周武王的王道，不再是上古神话，其中谈及许多实务操作，秦孝公听得很有兴趣，但依然不打算启用他。
第三次，商鞅以霸道说秦孝公，聊的是春秋五霸的富国強兵，开疆拓土的霸道，讲变法。秦孝公大感兴趣，不知不觉中身子不断前倾，差点都要摔倒。随后二人畅谈三天三夜，决定重用商鞅，着手变法。后来我们也看到，秦孝公便是商鞅变法得以深彻推行的最坚实后盾。
谈话完之后，引荐商鞅的大臣就问他：“你既然知道大王心思就是富国强兵，称霸诸侯，为什么还要讲尧舜和周文王的事情呢？”商鞅说：“我怕大王志向高远，我一上来就说变法之术，就把他看低了。”
商鞅深知变法何其残酷，绝非一般政治家能够坚定推行，要伤及贵族，动摇国本。因此第三次会面才谈及变法。而且他也非常清楚霸道的副作用，他说：“这样一来，急功近利，秦国的国运终究是不可能超过商、周两朝的。”结果一语成谶。
所以商鞅心中是有帝道和王道的，但是秦孝公选择了激进变法，商鞅坚定推行。
这一点还不足以说明商鞅能称之为政治大家，接下来就要说到改革悖论的问题了。
我们知道历史上社会政治制度要发生重大变革是非常困难的，为什么？很简单。因为社会制度在形成之后要发生变革，必然触动原有社会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变革需要仰仗的力量本身就是改革的对象。改革是要借助社会统治阶级，官僚体系和贵族体系，通过他们来革掉他们自己的命，把自己的既得利益抛弃，重新建立新利益分配结构。
这就像是要用右手持刀砍下自己的右手一样，何其之难。
所以但凡要深彻地改变一个社会制度，基本上只有依靠革命。我们常说的那种不通过暴力战争改变国家制度的方式只能叫做“改良”变法。所谓“革命”，就是以暴力方式推翻原有统治阶级，建立全新的社会制度，叫做“革命”。
中国两千年历史是一个“超稳定”“超震荡”社会。超稳定是指大一统皇权专制制度不变，超震荡是指两三百年就改朝换代。但是农民起义，推翻王权这不是我们要说的革命。
因为它重新建立起的新政权，依然是延续原有的社会制度，只是换了一个姓的人来做江山而已，并没有发生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
人类历史上可以称之为革命的事件非常之少，比如武王克商，把原有氏族部落联邦制改变为封建制，这叫革命；比如1911年辛亥革命，把君主专制转化为共和制，所以能叫辛亥革命；再比如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把原有的封建君主制，改变为资本主义社会制，这叫革命。
所以我们看到的都是要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才能彻底改变社会制度。回望商鞅改革的深彻程度，竟然不亚于一场革命，结果是直接改变了变国体，从封建制转进到郡县制。
商鞅竟然可以用非暴力的方式，完成了如此深彻的一场革命式的改良变法，在历史上极为罕见。
商鞅与秦孝公三次会面之后，决定变法，而着手启动是在三年之后，这段时间他们两个在做什么？就是进行全面的法理，人事、政治准备。
变法启动之后，从经济变革，到军事变革再到政治变革，层层递进，极有章法。最后以改良变法的手段，达成国体之根本变革，完成通常需要革命才能完成的社会变革运动，这就是商鞅变法。
因此，商鞅才有资格被梁启超誉为中国仅有的六大政治家之一。
好了，今天就来这么多了，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收藏评论。咱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