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经济篇（节选）4：我所需要的房子

一八四五年三月底，我借来一柄斧头，走到瓦尔登湖边的森林里，到达我准备造房子的地方，然后就开始砍伐一些笔直的高耸入云的幼年白松，来做我的木料。刚开始的时侯总是很难的，不得不东借西借一些东西，但这也许还是唯一的好方法，它可以让你的朋友们对你要做的事产生兴趣。我这把斧头的主人，在他借给我的时候，他说那是他掌中的珍珠；可是我归还他时，斧头是却是更加锋利了。我工作的地点是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山角，满山的松树，穿过松树林，我望见了湖水，还望见林中一块小小的空地，幼小的小松树和山核桃树丛到处都是。湖水结了冰，还没有完全融化，只化开了零星的几处，全是黝黑的颜色，而且渗透着水。我在那里工作的几天之内，还飘过几阵小雪：但当我回家去的途中，出来走到铁道上的时候，在大部分的地方，它那黄沙地一直延伸过去，闪烁在蒙蒙的大气中，而铁轨也在春天的阳光下发光了，我听到云雀、小鹅和别的鸟雀都到了，来和我们一块儿开始过这新的一年。那是愉快的春日，人们感到不满的冬日正跟冻上一样地消溶，而蛰伏的生命开始舒伸了。有一天，我的斧头柄掉了，我伐下一段青青的山核桃木来做成一个楔子，用一块石头敲紧了它，就把整个斧头浸在湖水中，好让那木楔子涨大一些，这时我看到一条赤练蛇窜入水中，显然毫不觉得不方便，它躺在湖水底，何止一刻钟，竟跟我在那儿的时间一样长久；也许它还没有从蛰伏的状态中完全苏醒过来。照我看，人类之还残留在目前的原始的低级状态中，也是同样的原因；可是人类如果感到万春之春的影响把他们唤醒了起来，他们必然要上升到更高级、更升华的生命中去。以前，我在降霜的清晨看到过路上一些蛇，它们的身子还有一部分麻木不灵活，还在等待太阳出来唤醒它们。四月一日下了雨，冰溶了，这天的大半个早晨是雾蒙蒙的，我听到一只失群的孤鹅摸索在湖上，迷途似的哀鸣着，像是雾的精灵一样。

我便这样一连几天，用那狭小的斧头，伐木丁丁，砍削木料、门柱和椽木，并没有什么可以奉告的思想，也没有什么学究式的思维，只是自己歌唱，——

人们说他们懂得不少；

瞧啊，他们生了翅膀，——

百艺啊，还有科学，

还有千般技巧；

其实只有吹拂的风

才是他们全部的知觉。

我把主要的木材砍成六英寸见方，大部分的间柱只砍两边，椽木和地板是只砍一边，其余几边留下树皮，所以它们和锯子锯出来的相比，是同样地挺直，而且更加结实。每一根木料都挖了卯眼，在顶上劈出了榫头，这时我又借到一些工具。在林中过的白昼往往很短；然而，我常常带去我的牛油面包当午餐，在正午时还读读包扎它们的新闻报纸，坐在我砍伐下来的青松枝上，它们的芳香染到面包上，因为我手上有一层厚厚的树脂。在我建好小屋之前，松树成了我的密友，虽然我砍伐了几枝，却依然没有和它们结冤，反而和它们越来越亲了。有时候，林中的闲游者被斧声吸引了过来，我们就愉快地面对着碎木片唠嗑儿。

我的工作干得一点不紧张，只是尽力去做而已，到四月中旬，我的屋架已经完工，小屋可以立起来了。我已经向詹姆斯·柯令斯，一个在菲茨堡铁路上工作的爱尔兰人，买下他的棚屋来使用他的木板。詹姆斯·柯令斯的棚屋被认为是非比寻常的好建筑。

我找他去的时候，他不在家。我在外面走动，起初没有被里面的人注意到，那窗子很高。棚屋很小，有一个三角形的屋顶，别的并没有什么可看的，四周积有五英尺高的垃圾，像粪堆。屋顶是最完整的一部分，虽然被太阳晒得弯弯曲曲，而且很脆。没有门框，门板下有一条终年群鸡乱飞的通道。柯林斯夫人来到门口，邀请我进屋去看看。我一走近，一只母鸡也被我赶了进去。屋子里光线暗淡，大部分的地板很脏，潮湿，发粘，晃动，这里一条，那里一条，不能搬，一搬就会裂开。她点亮了一盏灯，给我看屋顶的里边和墙，以及一直伸到床底下去的地板，却劝告我不要进到地窖里去，那不过是两英尺深的垃圾坑。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头顶上，四周围，都是好木板，还有一扇好窗户，”——原来是两个方框，最近只有猫在那里出进。棚屋里有一个火炉，一张床，一个可以坐的地方，还有一个出生在那里的婴儿，一把丝质的遮阳伞，还有一面镀金的镜子，以及一个全新的咖啡磨，牢牢地钉在一块橡木板上，这就是全部了。我们的交易当下就谈妥了，因为那时候，詹姆斯也回来啦。当天晚上，我得付给他四块两毛五分，他明天早晨五点搬家，不能再把什么东西卖给别人了；到六点钟，那棚屋就是我的了。他说，赶早来最好，趁别人还来不及在地租和燃料上，提出某种完全不公道的要求。他告诉我这是唯一的额外开支。到了六点钟，我在路上碰到他们一家人。一个大车，全部家产都在里面，——床，咖啡磨，镜子，母鸡，——只是除了那只猫；它跑进了树林里，成为野猫，后来我又知道它撞上了一只抓土拨鼠的夹子，终于最后成了一只死猫。

就在那天早上，我就开始拆卸棚屋了。拔下钉子，用小车把木板搬运到湖边，放在草地上，让太阳再把它们晒得发白并且恢复原来的形状。一只早起的画眉鸟在我赶车经过的林间小路上，送给我一两首好听的曲子。年轻人派屈里克不怀好意地告诉我说，有一个爱尔兰邻居叫西莱，在我装车的时候把那些还可以用的、直的、可以钉的钉子，骑马钉和大钉偷偷放进了自己的口袋。等我再次回去抬起头来，满不在乎、全身春意盎然地看着那一堆废墟的时候，派屈里克站在那儿，正如他所说，他没有多少事儿做。他站在那里代表着观众，让这琐屑微不足道的事情看上去更像是特洛伊城众神的撤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