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这个春天，我被困上海出租屋一个月，截至四月底仍未解封。幸运的是，我的第一本书刚好是在封控前寄到我手上，再晚几天，我就会面对新书上市，自己拿不到的情况。而书名《至少还有文学》如同慰藉，也像是无奈的自嘲。
文学在今天还有多大意义？当源源不断的人对文学失去信心，我却决定写一本关于文学的书。这像是一场冒险，也是一次对自己的提问。到最后决定我们动笔写的，不是潮流和外界的目光，而是我们自己内心的声音。热爱文学，就会继续写下去，不是因为它能成就什么，而是因为热爱本身。
这本书创作于我决定自由写作的2019年。父母并不知道这一决定，朋友感到诧异，劝我再做考虑。我解释，自由职业并非不工作，它只是不上班而已。
毕业后做出这个决定，只因自己此前在出版社、媒体实习，对持续性的热点输出感到厌倦，又有需要深入阅读、走访的写作计划，于是想暂时脱离坐班制，依靠写作和线上兼职生存。
回望我的写作岁月，要从高中毕业说起。高考失利后，我开始重拾写作，故乡多雨，学业和家庭连遭变故，使我陷入低谷，只能靠写作寻求慰藉。
以写作为志业，像是在痴人说梦，身边人大多选择考研、当老师、考事业编，我对教书没兴趣，又受不了公务员那样小心翼翼的氛围，本想专心考研，其他日后再说，但考研内卷历历在目，即便读研也不过是把社会焦虑推迟三年。
在这种心境下，我将所思所想托付于写作，彼时虽有坚持写作的念头，却不敢有写作谋生的想法。普鲁斯特半辈子写《追忆似水年华》、波伏瓦将写作作为天职，那是在家境殷实，不愁吃喝的情况下，我是普通家庭出身，必须考虑生计。
大二那年，经好友推荐，我加入北京的706青年空间，成为它的专栏作者。后因纪念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一文，承蒙编辑赏识，开始媒体写作之路。他给了我人生中第一笔丰厚的稿费，让我鼓起勇气走写作这条路。
如今回看，这种幸运是偶然的，如果我在疫情期间毕业，没有赶上公众号的红利期，没有这种双城来回的条件，我又不是做短视频的材料，很可能自己就成了时代剧变下的一粒灰，无人问津。我可能是一个依然在考研、屡败屡战的非211/985大学毕业生，我会因为学历被出版社拒之门外，从事一份普普通通的小职员工作。
所谓幸运不值得炫耀，它只是某一阶段的幸运，正如高考出分，只是某一阶段的挫折，仅此而已，没有粉饰的必要。
大学毕业后，我决定正式开启自由职业，没有坐班，但不是完全依靠稿费谋生，而是做过好几份兼职或者散活。从新媒体编辑，到写广告策划案、讲书音频稿、播客等，对于自己工作的性质，我的定位是“不用上班的工作制”。为了给同道者建立一个发声的平台，我和朋友创办了播客“席地而坐”，主要讨论艺术和公共议题。706青年空间关门后，有感于许多朋友离开北京，我自己在经过一次次搬迁后，对北京生活也产生了疲惫，心里知道，这不是好的写作状态，于是选择南下，在上海暂时居住。
这份书稿从初稿到定稿，再到三审三校、拿到书号，直到真正出版这一天，距离当初的口头约定，已经过去一年半，而我也从北京，搬到了上海租房。
于我而言，文学写作是爱好，媒体写作是谋生，爱好不能当饭吃，只好两条腿走路，期间用的笔名不在少数，颇有埃莱娜·费兰特写《那不勒斯四部曲》，诸君却不知费兰特庐山真面目的乐趣。写作的快乐，就在于突破肉身的桎梏，可以让灵魂在想象的世界中漫游，不将文学做谋生之法，也是如此，生怕文学沾染功利、急切之心，变得面目可憎。
大城市居大不易，我说得轻巧，实践很难，头几年磕磕碰碰，吃了很多闭门羹。经常说“没事”“有回复就好”“谢谢”，他人的地面是我看到的天空，他人唾手可得的机会，我用伯牙子期的幸运去珍视。
我自问非天赋异禀之人，于是悟出个笨办法——厚脸皮，肯吃苦，别人的批评，只要是有道理的，再难听也要听进去。
我写批评，也写小说、散文、诗歌。当时，我的朋友圈没多少文学刊物责编的邮箱，投文学稿件用的都是笨办法，在网络上搜每个刊物的公共邮箱，往里面硬投。大概是大二开始这个过程，漫长而消沉，经常是投了一篇小说，三个月没回复，再投一次，仍是三个没回复，反反复复这么多次，终于盼到回复了，人家回的是拒稿信。
大三，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实习，微信群里有人加我，以为我是责编，问：“老师您好，我们这儿有一套好书，能帮忙出版吗？”我只能礼貌拒绝。在部门上班时，经常会接到陌生人的电话，他们大多是怀揣着一肚子写作热情的作者，不知道投稿方式，冒昧地把电话打给策划部，我爱莫能助，会尽可能告诉他们合适的投稿方式。上午打电话过来的人，下午还打过来，我说：“您打错了！”对方说：“我是送外卖的。”
文学的场域并非阳春白雪，它也有很现实的一面，甚至有理想主义者不太能接受的一面。圈子人情、阶层区隔、花钱买奖、给权威评论家拜山头等，这几年也听过许多，混圈子在这个行业太常见，肮脏的交易也暗中进行，当那些油腻的灰色的局部浮出水面，并且让人深深感到无法改变时，我的内心充满煎熬。
开始写这份书稿也是在那段时间。当时编辑还没有找到我，我自己先一篇一篇积累，最初的念头是写一份普通人看得懂的文学讲稿。
我们的专业院校不乏高头讲章、流水线生产的学术论文，在大众领域关于文学的通俗介绍也不少，但前者往往失之于晦涩，后者在专业性上有所欠缺，而在我心里，语言之美与专业性是可以结合的，一篇文学细读既可以是批评，也可以是优美的思想随笔，文学不应该将普通人拒之门外。
带着这个目的，我开始写作这本书，期许给予普通读者，以及那些跟我一样普通家庭出身的作者一点激励。至少，看到我的经历，或许他们能受到鼓舞，在备受嘲笑的冷漠环境下，继续坚持自己的理想。
这本书想讲的，是写作者和时代的关系。一位写作者，是要在深渊中湿透灵魂的人。他不是站在山上俯瞰众生，而是自己也成为那众生的一部分，于茫茫黑夜中漫游，于尘埃弥漫处见光亮。作者要以作品说话，而不是靠同情来赚取廉价的目光，我想，这是尊重自己的写作者的共识。但即便到如今，我无法忽略现实，那不是属于自己的苦难，而是公共层面的，我无法催眠自己大象它并不存在。
我铭记电影《大象席地而坐》的一段话，这段话记在了自己的备忘录里，它说：“人活着，是不会好的，会一直痛苦，一直痛苦。从出生的时候开始，就一直痛苦，以为换了个地方会好，好个屁……只会在新的地方痛苦。没人明白它是怎么存在的。”
阅读文学，并不意味着文学是包治百病的良药，但若说文学仅仅是一种“无用的美好”，仅仅强调文学在抒情和审美中的作用，恐怕也窄化了文学。文学不只是避难所，它不是人们逃避现实的工具，我们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鲁迅、波拉尼奥那里读到的，还有明知生活艰巨，依旧要面对生活，哪怕我所相信的公道前路艰险，正义在漫长时日里被黑暗蒙尘，我也要勇敢地去面对它、去追求内心认定的善。
在时代的大潮中，我自己已然是幸运的。因为我的收入并没有受太大影响，而很多实体商户已经难以为 继。
到如今，我也不会跟爸妈说自己未来会做自由职业者，他们不会理解，他们要我有份正经工作，比如公务员、教师、出版社编辑等，什么是自由职业者？一看就不正经。其实他们是对的，从传统的工作划分来看，自由职业就是不正经的，所以，当我父母问我做什么，我会告诉他们我是编辑、写稿匠，但不会说我做自由职业。
疫情之后，我和母亲的每一次通话，她都叮嘱不要辞职。
她原是最希望我离开北京、回广东工作的人，可赶上疫情，她被社会上的失业潮吓到，就叮嘱我千万要好好工作，不要想辞职的事。
有一次，她打来电话：“小弟，最近过得怎么样？”
我故作镇定地说：“老样子，你们呢？爸的身体好点没？”
“你爸没事。你现在工作顺利吗？”
“顺利，领导对我可好了。妈，我最近还拿了笔奖 金。”
“什么奖金？”
“就一个征文比赛。”
“奖金多少？”
“不多，两千。”
“都可以了咯。”
“妈，你觉得我有一天全职写作怎么样？”
“有个工作才稳定，你才多大就想着写作！”
“人家莫言、余华不也是全职写作。”
“你是莫言吗？”
出版第一本书后，我打电话给母亲：“妈，我的新书出来了，我给你和爸寄两本，随便看看。”
写完这篇文章时，我依旧处在足不出小区的状态。现实的境遇，让身边越来越多人对文学产生幻灭。文学是否无法改变现实？文学只是巧言令色吗？在这个时候，我还是想起鲁迅的那句话:“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要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自我的书写和记录。
其实，就和许多读者一样，我时常也感到文学的无用，但是，就是因为这样的无用——不能够抵御大历史的无用，让我觉得它对普通人是有用的，因为大部分普通人，也是无法改变大历史，只能在历史的碾压中谋求缝隙生存的人，是对于宏大叙事而言无用的人。
这种面对“大”的无用，却是之于“小”的具体的有用，虽然无法改变冬天，但文学能够力所能及地种下春天的种子，给予饥寒交迫者鼓励，救一个人，再救一个人，使冻伤者温暖，使麻木者清醒，使无力的人，多一些走下去的力量。
如果说文学有用，那大概就是这样的用处，我们可能不是最后看到春天的人，但如果我们都自暴自弃，春天是永远不会到来的。毕竟，在一辆坦克面前，诗歌可以很轻易地被碾碎，但是在坦克的废墟上，一首千百年前的诗歌依然能够被朗诵。我们都说文学脆弱或无用，但是文学比任何一辆坦克都要活得更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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