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女人搞事业，比《梦华录》更起劲

《梦华录》里，刘亦菲饰演的赵盼儿玩蹴鞠颠球碾压池衙内，最后还来了一个临门一脚。

虽然女子玩蹴鞠不算什么新鲜事，早在唐朝就有先例。但在唐代，只有在寒食节等节日期间才会展开。到了宋朝，就没那么多限制了，相当于一项日常活动。

在宋朝，女子从事的运动可多了。宫廷之中甚至还有专门的女子足球队、女子马球队。

北宋嘉祐七年（1062年）的上元期间（正月十八日），皇城宣德门外正在举办元宵联欢表演。宋仁宗领着后妃们浩浩荡荡前去观看。

演出的高潮随着一位相扑选手的入场而到来。

在宋朝，相扑算得上是一项国民运动，当时它还被称为“角抵”。不只是庙堂之高，就连在市井街巷，也有“角抵、蹴鞠，分朋列族”。

这次演出，相扑自然也要安排上。不过，上场的选手有些不同：不再是膀粗腰圆的男子，而是身穿紧身衣的女人。尽管远没有男相扑手那样赤膊上阵，也已经“很黄很暴力”了，甚至一度吓到了当时的谏官司马光。司马光用“妇人裸戏”来形容。

皇帝看得倒是很开心，吩咐用银绢打赏。官家下场送游艇火箭，肯定少不了风头最盛的女相扑手，“内有妇人相扑者，亦被赏赉”。司马光不乐意了，10天后上疏一道《论上元令妇人相扑状》，委婉而不失礼貌地把仁宗皇帝批评了一通，并要求皇帝下令禁止这种有伤风化的行为。

司马光管得住宫墙之内，手可远伸不到民间市井。在后来的《梦梁录》和《武林旧事》里，都记载过南宋的女相扑比赛：“瓦市相扑者，乃路岐人（民间艺人）聚集一等伴侣，以图手之资。先以女飐（即女相扑手）数对打套子，令人观睹，然后以膂力者争交。”

有些类似演唱会的暖场表演，先来点吸引眼球的，赚足吆喝。在那个时代，还冒出了一拨名气很大的女相扑手，诸如“嚣三娘”、“黑四姐”、“韩春春”、“女急快”等。

没错，在宋朝当个女子，就是这么有“男子力”。当我们以为女性在宋明程朱理学之下活得谨小慎微、养在深闺时，其实宋朝女子的生活照样活色生香。

《梦华录》三个女性的感情线已经逐渐清晰了，她们大概率都会成为进士娘子。但是电视剧一开始就阴谋设定在“皇后不是处女，皇上被骗了”这样的传言上，显得有点立不住脚。

要知道宋仁宗的第二个皇后曹皇后就曾是个“离异妇女”。她对父母给自己安排的夫婿不满意，在新婚当天就提了离婚，最后拿了一纸离婚证明，妥帖地拜了“非常短暂”的公婆，潇洒离开。

宋朝女子有主动求离的权利，这叫做“和离”。

尽管在《宋刑统》的户婚篇规定了“七出”的休妻理由，看似把婚姻存续完全让丈夫说了算，但其实，法律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妻子的权利，“夫妻不相安谐者，可以和离”。

宋人李廌在《师友谈记》中就写了一桩当时关注度很高的离婚案：“章元弼顷娶中表陈氏，甚端丽。元弼貌寝陋，嗜学。初，《眉山集》有雕本，元弼得之也，观忘寐。陈氏有言，遂求去，元弼出之。”

外貌协会的陈氏本就不喜欢颜值不高的丈夫章元弼，再加上丈夫是个十足的苏轼死忠粉，为了苏轼冷落娇妻。陈氏也不跟这儿耗着了，一别两宽，各自欢喜。

宋朝的相亲市场上，资产才是硬道理。随着商品经济在这一时期形成热潮，人们的婚姻观念也发生了转变，婚嫁“不顾门户，直求资财”。所以也有女性因嫌弃丈夫没钱而要求离婚的。

这是合法的。宋朝法律规定“不逞之民娶妻，绐取其财而亡，妻不能自给者，自今即许改适”，也就是说丈夫如果养不活妻子了，那妻子就有权离婚。也有“夫出外三年不归，听妻改嫁”的规定。

离婚证书是一纸“放妻书”。虽然听起来还是顾及了丈夫的颜面，但其实是维护了夫妻双方的体面。唐宋时期民间流行的“放妻书”，遣词造句温文尔雅，随便摘录几句就堪称当下模范的分手宣言，诸如“械恐舍结，更莫相谈，千万永辞，布施欢喜”“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宋朝男女离婚，不兴爆料揭短撕破脸皮，展现的是成年人的体面。

不过，也有闹上公堂的离婚案。

宋朝小说《夷坚志》里就有这么个故事：有个叫王八郎的富商有了新欢嫌弃发妻。两人因为争家产、孩子抚养权闹上法庭。最后法官判他俩离婚，并且把一半家产和女儿的抚养权判给了妻子。

这虽然是比较特殊的情况，不过在宋朝，女性的确具有一定的财产继承权，也可以拥有自己的“婚前财产”。按照当时的风俗与法律的规定，宋代家庭分家，有一部分财产要留给女儿。这部分财产，通常叫做“奁产”，即以办嫁妆名义给予的财产。女儿所得的奁产，一般为兄弟所得的一半。

即便是之后嫁为人妇，丈夫也无权动用妻子的“奁产”。要是丈夫动了占妻子奁产的念头，估计会被视作“吃软饭”。

面包有了，爱情也会有的。兜里有钱的女人，在宋朝，是个“香饽饽”。就算是离了婚，也照样能有轰轰烈烈的感情生活。

宋真宗时期，两位宰相向敏中和张齐贤就为了有钱的寡妇柴氏争个不停。范仲淹的母亲也曾改嫁，王安石的儿媳亦是离婚改嫁。

而宋真宗的皇后刘娥也是改嫁进了皇家。据史书记载，刘娥从小“善播鼗”，暗示刘娥年轻时曾以卖艺唱曲为生。

足见即便是活在“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宋朝，女性实际上还是生活在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中，这也给了女性追求自我的底气。

宋朝的潇洒女性，有的不只是财，也得有才。

在整个社会“重文”的氛围下，科举制度得到极大发展，而女子教育也因此受到重视。司马光在《家笵》中就专门讲了，“为人皆不可以不学，岂男女之有异哉！”

有学识是宋代名媛的必备修养。上流阶层的女性在婚前都会接受《孝经》《论语》《诗》《礼》等文化教育。不要以为只有名媛才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即便是在中下层家庭，女子也能顶起半边天。

根据史料记载：“两浙中下之户，不重生男，每生女，则爱护如捧璧擎珠。甫长成，则随其资质，交以艺术，用备士大夫采拾娱侍。名目不一，有所谓身边人、本事人、供过人、针线人、堂前人、杂剧人、拆洗人、琴童、棋童、厨娘等。”

宋史研究者吴钩在《风雅宋：看得见的大宋文明》一书中补充，唐宋时代，一个富贵之家的面子就是能有一个女厨师。跟现在男性掌勺的后厨相比，风雅宋人更偏爱样貌手艺都赏心悦目的女大厨。

中下层家庭出身的女性，接受的教育大多是“技术活”。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宋朝，理学虽然兴起并成熟于这一时代，却还未真正渗透到社会生活，束缚住女性手脚，她们可以凭借所学发展自己的职业生涯。

那时，一度出现过“九市官街新筑成，青裙贩妇步盈盈”的景象。也正因为如此，她们可以作为家庭的一大经济来源，从而在家族中掌握更多话语权。

说到宋朝对女性的压迫，很多人首先会想起“缠足”。这被认为是始于宋朝、由程朱理学推波助澜而兴起的一项陋习。其实，这是宋朝接了口从天而降的锅。吴钩认为，缠足其实发端于唐朝，在杜牧的诗作中，就有“纤纤玉笋裹轻云”的描述。而且，唐宋时期的缠足是把足部缠得纤细，并非明清时代的“三寸金莲”。

其实从女性能广泛择业也可以侧面反映出，缠足并非宋代女性的常态，毕竟某种程度而言，这并不利于劳动。

吴钩在书中解释，在宋朝理学的著作中并没找到支持女子缠足的理论，反而有些理学家是明确反对缠足的。元代笔记《湛渊静语》中就讲到，“宋程伊川家妇女俱不裹足，不贯耳……是可知宋与五代贵族妇女之不尽缠足也”。

一双不缠的足，可以去往更广阔的天地。跟想象中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女性形象相比，宋朝女性的世界远不止那一方狭窄的庭院。

就拿以北宋历史为依托的《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来说，剧中女性不仅可以跟着兄弟姐妹们上学习礼，还可以外出郊游、打马球、去寺里祈福……

北宋自宋太宗开始，就奉行“安内以奉外”的政策，对内高度集权，对外委婉求和。这虽然为宋朝灭亡埋下了祸根，但在一段时间内，营造了安稳平和的国内环境。

既然生活稳定，老百姓们自然就会找更多借口来庆祝聚会，节日民俗活动发展到高峰。喜欢开Party的宋人甚至还发明节日，宋仁宗就独创了“以四月十四日为乾元节”，从此，人们能外出游玩的节日就又多了一个。

宋人最爱的娱乐活动Top 1一定是郊游。女性也几乎没有限制，可以随父兄一起踏青游玩。

不喜欢户外活动，还可以上牌桌玩几把。北宋末年，“中国扑克牌鼻祖”叶子戏发展演变，在女性间很流行。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就对这项娱乐活动情有独钟，为此还写了很多作品，其中对这项“赌博行为”评价甚高，“实博弈之上流，乃闺房之雅趣”。

有女人的地方，哪里都能是T台。除了互相唱和，比美也是聚会的主旋律。传统印象中，跟奔放热情的唐朝相比，宋朝女性的穿着似乎走向另一个“性冷淡”极端。事实上，宋朝女人的衣橱并非如此。

宋朝女性的经典装扮是抹胸配褙子，其实就是直领对襟外衣内搭抹胸。外衣是没有系带和纽扣的，走动之间就会露出里面的抹胸，不经意间展现了一点风情。另一个时尚穿搭是“内衣外穿”。在不少宋代画作中，都能看到穿着低胸装的女性，她们中有上层阶级的名媛，也有活跃在市井商户的女商人。

即便到了夜晚，文娱活动也还是有的。《东京梦华录》里曾描写了汴梁的潘楼东街巷，“街北山子茶铺，内有仙洞仙桥，仕女往往夜游，吃茶于彼”。

跟现在趁夜出行的年轻人相比，宋朝女性更硬核，茶越喝越清醒，该睡觉的时候还远没有到。

所以，吴钩在《宋：现代的拂晓时辰》中说，“宋代女性的地位绝对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低，甚至可能在历代王朝中，宋朝女性的地位是最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