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温铁军归来_《八次危机》_免费在线阅读收听下载

温铁军已经“沉寂”许久。
一切都源于5年前那场戛然而止的乡村试验。
河北定州翟城村，本是华北平原上一个不起眼的村庄，距北京200余公里。1926年，留美归来的晏阳初首先选定这里，作为他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的实践之地，由此，这场被称为“定县试验”的乡村建设运动，让翟城村名噪一时。1933 年，社会学家李景汉又在此撰写了名著《定县社会概况调查》，解剖麻雀般向世人展现了这片“天然完美的农业地”
70年后的2003年，“三农”学者温铁军带着他的团队来到了这里。当时，中国一个新的被称为“民生新政”的政治周期刚刚开始，中国正站在与“民国黄金十年”相比更高的10年增长的起点上，同时更具进步意义的是，“三农”问题正式进入决策视野，成为国家的重中之重。作为一直为农村问题鼓呼的学者之，“温三农”等到了在实践中检验并发展理论的机会，在媒体的聚光灯下，他的团队试图把翟城村建成“生态农业环保农村”的样板。在温铁军团队看来，翟城村开始的新农村建设，与20世纪30年代那批知识分子的乡村试验脉相承， “ 我们都是脚踏实地的知识分子，不是一般的踏在地上，而是踩在泥里水里面的这样一批人，我们的现实感很强”。
但就像黑泽明的电影《七武士》中表现的那样，世代饱受苦难的农民面对精英们绘制的蓝图，总是会小心翼翼地保留着自己的算计。温铁军寄予厚望的合作社一开始就内外交困，不仅有外部的干扰，内部监督机制也不成熟，出现了理事搭便车的现象，被社员批为“以权谋私”。
而温铁军利用央视等主流媒体全力推销的生态化有机农业，也被村民质疑为难见效益。尽管温铁军一直劝说村民“要先忍得住，只有我们忍了两三年之后，才能告诉城里人说合作社的产品是最安全的”。但早已习惯了化肥农药换高产的村民应者寥寥。下乡秀才们的理想之路走得并不顺利。但既然是试验，就总要有试错的过程，彼时的温铁军应该有这样的心理准备;他的团队只好把有机农业安排在乡建学院墙内的40亩地上。
但让温铁军没有想到的是，晏阳初的乡村建设持续10年，后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而被迫中断，而自己倾注心力进行的生态化的立体循环农业试验也只持续了4年，就突然被外力终止了，并且是以一种他最不愿意看到的方式。
5年后，当记者问他怎么看当时的情况，仰天沉默许久后，温铁军感叹:“今天我只能说，那是一个误会。'
也正是从那次挫折之后，温铁军从主流媒体“消失”了。其实，从2003年成为央视年度经济人物开始，加之国家战略大调整，“三农”问题成为重中之重，温铁军成为媒体争相采访的焦点。“央视当时对我算是吃干榨净的。”温铁军回忆，“甚至有一次将我按在他们那里一天，制作了可以连续播出一周的节目。”
作为20世纪90年代“三农”问题的提出人，温铁军当时也觉得自己有义务正本清源，将“三农”问题讲清楚。但他同时也意识到，作为一个学者自己不能总跟着媒体的节拍跳舞。而且随着“三农”问题讨论的普及，一些派性争论开始出现，这让被贴上新左派标签的温铁军很不适应，认为“ 无知者无聊”。他当时想，有一年的热度，应该就可以逐渐退出了。
乡村建设遇挫，使他真正得以逃离聚光灯，潜心于学术性的调查研究。因缘际会，他再次恢复起的一项研究一20世纪中国史述要——正是在他人生的上次挫折中开始的。
那是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经济正遭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当时正在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工作的温铁军，因为在某些具体政策上过多坚持了“三农”立场，与当时的经济决策层意见相左而被靠边站，“客观上不能再去干乡村试验工作了”。温铁军说，当时领导同志的决断是战略性的，“三农”问题让位于中国抗击东南亚金融风暴带来的4年通缩，“我现在理解了，但当时认识不到”。
从1998年开始，“闲”下来的温铁军正好碰到有人出资30万让他牵头做20世纪中国史经济卷的写作，这也就是今天他的新著《八次危机》的源起。温铁军说，这本书“很贵”。因为，从接到这个工作起，就开始到处搜集资料，甚至到台湾地区和大洋彼岸的美国查阅国内没有的资料。之后，他初步理出一篇文章《百年中国-波四折》，发表在《读书》杂志，基本构成了 20世纪经济史述要的写作大纲。但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温铁军发现，他的研究成果跟当时价值对立的主流教科书都不符合，为此他去征求了一些老同志的意见，他们告诉温铁军，按照他形成的思路，这本书将是颠覆性的。显然，出书的时机尚未成熟，只能暂时放下。这一放，就是十几年。
“30年才能磨一剑”，温铁军感叹道，现在看来“从1979 年捧读“社会主义结构性危机” (手抄本)，1988年发表《危机论》，1993年发表《国家资本再分配与民间资本再积累》，1994年发表《建国以来历次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分析》，1996 年发表《国际金融资本的全球性危机与中国改革》”开始，就是在为这本书做准备，“到今天已经30多年过去了”
当被问及，今天《八次危机》的出版，除了大环境出现了变化，是否也在呼应新的政治周期。温铁军回答:“从1999年中国主要决策者提出以人为本，到今天提出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与时俱进的整体努力，这本书是我们顺应这个变化过程所形成的思考。但是，我主观上并没有去想呼应谁。”当然， “我们也有足够的自信，以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国际视野，决策部门早晚会从中借鉴的。”

——《中国经营报》记者马连鹏采写，见报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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