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我一直在琢磨诗人兰波的一句话 :“我是另外一个人。”这句话来自 1871 年 5 月兰波在给他的启蒙导师乔治·伊让巴尔的信中,在这句话的后面他接着写道 :“如果一棵树发现自己是可塑之材将是多么痛苦啊。”
让·尼古拉·阿蒂尔·兰波(Jean Nicolas Arthur Rimbaud,1854年10月20日——1891年11月10日),19世纪法国著名诗人,早期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超现实主义诗歌的鼻祖。
很显然,这两句话前后联系起来所表达的意思很清楚,那就是兰波不满意法国的教育模式,他认为引导人们走向自我实现的道路才是教育的目的。在一种教育所强调的“做有用的栋梁之材”的观念里,每个人早已被翻制好的模具预先阉割剪裁,按照模具制造者的好恶,提前结束了个性自由发展的可能。
这句话引起了很多学者们的注意。譬如遗传学家、法国前教育部长阿贝尔·雅卡尔在一次重要的讨论会上引述兰波这句话后分析道 :“让一个孩子明白,像兰波所说的那样,‘我是另外一个人’,这里诗人翻译了《圣经》中上帝所说的‘我是那个是我的人’,这说到底是同样的东西。”
这些,都在围绕着教育谈论。当然,对于他们的想法我毫无疑问持赞成态度,但是我想单独把“我是另外一个人”这句话拿出来考量。
我承认有一天它像闪电一样照亮了我的大脑。我想到有许多思想家、诗人,包括一些普通农夫和工人,在一生的某些时刻都努力想要成为“另一个人”,虽然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并未考虑到它的深意,而兰波也可能没有意识到这句话所隐含的重要价值。
同时又指出,和妇女解放的过程相反,对孩子来说,精神上的解放先于充分完整的权利的解放。这是因为孩子和成人的关条是建立在一种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不平等的基础上。将孩子视为同类的制度在教育上几乎无法落实,因为成年人显然占据了关系中的优势地位。即便孩子和成年人一样拥有自己的权利和自由,但“在何种情况下怎样来界定这些自由表达的限度,以确立权威的明晰的效力和教育上可能给予的惩罚,这都成为极其敏感的问题”。这不仅仅涉及民主社会的基础结构,也凸现了现代教育的危机。
雷诺强调:“教育的危机是一种与传统的家庭和学校不可抗拒的消失相连的结构上的危机。”他对于“不再着重于义务面向、不再由一个个人服从的超越的权威从外界强加的伦理”的道德表示了怀疑。简言之,他认为没有惩罚但也没有义务和责任的教育显然令人担忧。他并不奢望能够得到解决教育危机的全部方案,但他认为,在伦理上他可以向孩子们的父母提出如下建议:“我们对孩子来说具有种种义务和职责,而在孩于那方,这些义务和责任却不对应于任何权利,因此这就只能取伏于我们、取决于我们自己来不断地提醒我们怎样至少部分地平衡由承认孩子权利所带来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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