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的奥妙，“中国通”们也无法统一意见

大家好，让我们继续《回忆与思考》。让我们继续回忆与“文明型国家”相关的一些事情。上次我提到我在上海举行的第四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上发表了论文《“文明型国家”视角下的中国模式》，11月8日官方网站和上海媒体的报道，成了“文明型国家”概念最初的公开报道。有意思的是《人民日报》也对论坛做了报道，但用了“文明国家”这个词，而不是我用的“文明型国家”这个词。11月8日的《人民日报》以“真实中国需要多样呈现”（作者杨雪梅）为题报道了本届中国学论坛，其中提到：“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也成为此次论坛的焦点，即使是“中国通”之间的观点也不尽相同。“中国模式形成于中西方文化大规模的碰撞和激荡，是国际互动与竞争的产物，这是我看好中国模式的原因。”瑞士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张维为认为，中国的崛起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或者说是以中国模式崛起的，这是一个拥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国家的崛起，在广度、深度、力度上都是前所未见的。“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国土、超悠久的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再加上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独特的经济，构成了完全崭新的中国模式”。请大家注意她没有使用我使用的“文明型国家”，作者可能是本着我们党报一以贯之的慎重态度，继续沿用西方汉学家常用的“文明国家”这个概念，其实了解“文明国家”与“文明型国家”两个概念的差别十分重要。我这里可以做一个简要说明。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西方汉学家在讨论中国时都承认中国悠久文明形态这个事实，但大都也认为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历程就是一个不得不从“文明国家”变成“现代国家”的过程，或者叫由“天下”变为“民族国家”的过程。美国知名政治文化学者白鲁恂（Lucian Pye）更是把现代中国描述成“一个文明佯装成的民族国家”(A civilization pretending to be a nation-state)。关于白鲁恂，早在1985年，也就是37年前，我就和他打过交道，当时他是国麻省理工大学政治学教授，他以中美知名人士访华团的美方专家之一于1985年10 月来华访问，这个访华团的团长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理事会主义雷蒙德 谢弗（Reymond Shafer）,团员包括美国前国防部长哈罗德 布朗（Harold Brown）美国前国防部长，前世界银行行长麦克纳马拉(Robert MaNamara)，前美国国家安全事物助理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访华团中的几位学者都是当时美国最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白鲁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鲍大可（Doak Barnett）、加州大学教授斯卡拉皮诺（Robert Scalapino）、密执安州立大学教授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中方的接待单位是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与会的官员包括外交学会会长，外交部前副部长韩念龙、前外贸部长李强、中国银行董事长卜明、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袁宝华、前驻美大使柴泽民和章文晋，中美会晤中最活跃的中方专家是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薛谋洪，他后来担任过中国驻肯尼亚大使。美方代表团除了与中方知名人士会晤外，也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外长吴学谦，这三场活动都是我做的翻译。白鲁恂教授给我留下了比较特殊的印象，一是他每次会见都提问题，当时不成文的规矩是每位成员提一个问题，但他每次都是一个问题里套两个问题，二是会见结束后，他会在回酒店的车上谈一些自己的印象，他对中国的偏见很深，而且是带有理论偏见的根深蒂固。

白鲁恂当时的身份是麻省理工大学政治学教授、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理事会副主席。他1921年出生于中国山西汾阳，其父亲为传教士。童年时代在中国读过，曾在北京铜线美国北洋中学学习，但没有真正掌握中文就回美国了。中国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10月开始，他随美军陆战队来华服役，在中国逗留了半年，回国后又进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先后在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工作。10月16日下午，李先念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方与会人员，白鲁恂也抓住这个机会问了李主席两个颇为尖锐的问题，他问李主席：过去中美双方对苏联构成安全威胁是双方合作的基础，现在中国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也就是说苏联威胁不再是中美关系的基础，那么什么应该是中美关系的基础呢？中国说联合第三世界，但第三世界国家一些是亲美的，一些是亲苏的，一些是中间的，中国和哪些第三世界国家更亲近呢？李主席回答也很得体。他说过去我们搞反苏一条线，现在我们必须坦率地说，那样做不行了，那样会导致战争。我们现在和美国苏联都发展关系，苏联是我们的邻国，有7000多公里的边界线，不能老是：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往来。至于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我们认为国家不分大小，穷富，强弱，应该一律平等，这样世界和平才有希望。任何国家称王称霸，在别人头上拉屎拉尿，不利于世界和平。不管第三世界国家是亲美还是亲苏，我们都做工作，大家都要和为贵，但我们和南非、以色列、柬埔寨的韩桑林政权以及阿富汗的卡尔迈政权没有任何关系。从大会堂出来后，我陪同美方人员坐大客车回酒店，美方人员在车上就问白鲁恂，你怎么看李主席今天讲的话，他说没有太多的实质内容，这是中国政治文化的特点，官越大话越空，我们不必过于认真。其实中国外交政策，上世纪80年代初，从反苏一条线到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调整。还有一次我们一起在餐厅吃自助餐，他与我坐在同一桌，不知怎么他聊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很不以为然，认为中国这样做很不明智，没有一个政府的合法性可以建立在政绩上，如果建立在政绩上，那么政绩差了合法性就没有了。其实中华文明是一个见过大世面的文明，很多问题想的很通透，民心向背才是政权合法性的关键。

后来我读到白鲁恂写的东西，就会想起了他在北京的这些花絮，都是这个调，英文叫cynical，老油子，冷嘲热讽，认为他把中国文化真正搞通了，他发自内心地认为现代国家只有西方政治模式，而中华文明与现代文明总是格格不入，不可能成为现代国家。他把中国称之为：文明-国家，英文是两个名词，civilization和state，中间是一个连接号，表示两者属于等同的概念，但文明放在前面。他把现代中国描述成“一个文明佯装成的现代国家的古老文明”(Acivilization pretending to be a nation-state)。这句话讲出了一个事实：中国是一个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但它的潜台词是：由于你是古老的文明，你不可能建成一个现代国家，不可能有现代的意识、现代的法治、现代的国防、现代的经济等等，换句话说，白鲁恂用的这个词，更多地带有负面意义。

这里要提一提我的好朋友，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先生（Martin Jacques）的贡献，他在2009年出版了一本颇有争议也很有影响的书《当中国统治世界》(WhenChina Rules the World)。尽管这个书名不太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处世方式，他自己也告诉我，这不是他的本意，是出版商坚持的。与白鲁恂不一样，他对“文明国家”这个概念作了比较中性和正面的阐述，应该说他已经基本摆脱了西方中心论的思维，值得肯定。他坚定地认为由于中国“文明国家”的特征，中国不会变成另外一个西方国家，中国的崛起会改变整个世界。

但是马丁·雅克也认为，中国的“民族国家”和“文明”两种特性之间会有某种冲突，这种冲突“可能把中国拉向不同的方向”。比方说，他认为中国今后可能在东亚以某种形式复活自己历史上存在过的朝贡体系，比方说，他认为中国人有一种种族优越感可能会对现有国际秩序形成某种挑战。

我比马丁雅克更往前走了一步。我认为，中国首先是一个现代国家，这是我对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研究基础上得出的慎重结论。但中华文明的种种特质又使中国这个现代国家与众不同。她融合了古代文明与现代国家两者的长处。作为一个现代国家，中国接受了现代国家主权和人权的主要观念。中国不会恢复朝贡体系，也不会拥抱种族优越论。所以我用的是“文明型国家”，翻译成英文是civilizational state。文明是一个形容词，不是名词，修饰后面的“国家”这个名词。“文明型国家”这个概念比白鲁恂的“文明国家”概念要积极得多，也比马丁雅克的重新解释要积极不少。其中最大的差别在于，我强调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现代国家，这也是西方学者和国内很多不认同中国模式的学者最难以接受的地方，但也是这个概念最精彩的地方。

好，今天就聊这些，下次继续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