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自由主义秩序趋于瘫痪，欧美困境日益显现

今天，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士也发现西方理论与制度所面临的困境。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一些谈话中已流露出对“文明型国家”的羡慕，毕竟他面对的是小国林立、互相争吵、一体化前途堪忧的欧洲。在2019年举行的法国驻外使节会议上，马克龙指出：中国、俄罗斯和印度“这些新兴经济体不仅是经济强国、如一些人所述，他们认为自己是‘真正的文明型国家’……他们确实扰乱了我们的国际秩序，影响着经济秩序，重塑着政治秩序”。马克龙接着说“但他们比今天的欧洲人具有更多的政治灵感，他们有一套我们欧洲人某种程度上已经失去的真正的逻辑、哲学和想象力”。马克龙要求法国承担起复兴欧洲文明的使命，他显然希望欧盟最终能成为一个文明共同体，甚至文明型国家。

俄罗斯普京总统于2013年首次使用“文明型国家”概念，普京的意思很明确：俄罗斯是一个由俄罗斯人民、俄罗斯语言、俄罗斯文化、俄罗斯东正教和该国其他传统宗教共同加固的文明型国家。普金还这样说过，“我们必须重视我们的祖先传给我们的独特经验。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从一开始）就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发展，一个由俄罗斯人民、俄罗斯语言和俄罗斯文化为我们所有人提供的国家文明，将我们团结起来，使我们在这个千差万别的世界中免于解体”。

2020年8月6日，英国记者作家路西诺（ARIS ROUSSINOS）模仿《共产党宣言》的开篇写道：“一个幽灵，一个文明型国家崛起的幽灵，正在自由主义西方徘徊。随着美国政治力量的减弱和道德权威的崩溃，欧亚大陆崛起的挑战者采用文明型国家模式，以区别于日益瘫痪的西方自由主义秩序。”文章引用我的话说：“中国学者张维为审视着衰落的西方，冷静地指出：如果当初古罗马帝国没有四分五裂，并能通过现代国家的转型，那么欧洲也可能是一个相当规模的“文明型国家”，但这只能是一种推演和假设。”

最近这些年，印度总理莫迪、外长苏杰生等许多高官也开始称印度是“文明型国家”，但印度学界和媒体对这个概念的争论一直没有中断。从印度官方的表述来看，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BJP)及其在知识界支持者，经常把印度描绘成一个以印度教为基础的文明，但这在印度内部引起巨大争议，从最近的趋势看，莫迪政府已经开始拓展“文明型国家”概念，比如莫迪政府已经推出“佛教从印度走向世界”的叙事。

此外，印度人还有一种凡事要与中国比一比的心态，印度学者Koenraad Elst早在2014年就撰文指出，印度需要一本自己的类似《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崛起》这样的著作，以确立印度作为文明型国家的理论。他提到我著作中认为印度从未经历过中国那种历史久远的政治统一和文化整合，但他说印度各个民族追求政治统一的理想，从孔雀王朝到莫卧儿帝国和马拉塔帝国时期都存在过。他认为印度也许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与中国不同的“文明型国家”，它不是依赖政治统一，而是依赖文明意义上的团结。

普京这种叙事背后的理论支撑主要是俄罗斯学界的欧亚主义叙事（Eurasianism），它强调俄罗斯的特性是横跨欧亚的独特文明，融合了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形成了自己重视家庭、集体、国家，道德情感的独特文化。欧亚主义对英美自由主义理论解构得比较彻底，认为英美自由主义理论中的人是去人性化的个人，个人是个体，与集体、国家、甚至家庭都没有关系。这种理论从个人扩展到国家也遵循同样的逻辑，只讲权利，不讲义务，直至“非我族类，其心比异”，只要你与我不一样，你就是异教徒，对你大开杀戒也毫无内疚感，而俄罗斯欧亚主义提倡者则认为，个人是具有人性的个人（human individual），个人与家庭、集体、国家，道德情感是联系在一起的。

总之，“文明型国家”论述正在成为国际政治叙事中的某种“显学”，值得大家关注。我们通过大量原创性的研究，在国际上确立了中国人的“文明型国家”叙事，包括政治叙事、文化叙事、现代化模式叙事等等，向世界推出了一整套经得起全方位国际比较的中国标准，这就是我讲的，确立中国人自己对中国、对西方、对整个外部世界的主流叙事，把被颠倒的事情颠倒过来，让原创的中国学研究成果和中国话语走向世界、引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