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笔】《个人、文风和时代》（时代穿线记忆）

《个人、文风和时代》

时代不同，所属时代的个人精神面貌、思维方式和理想信念不同；个体不同，这个时代的文风奇正有别、雅俗各异、文质崇替。“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阐释了文学的发展规律，“蔚映十代，辞采九变。枢中所动，环流无倦。质文沿时，崇替在选”总结了文学的嬗变过程。由古及今，个人、文风和时代三者之间有何关系，对于当下党中央提倡的改变党风话风有何启示？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知兴替，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所言：“终古虽远，僾焉如面。”历史上的文风与个人、时代的关系，虽然看起来遥远，其实就在眼前。

一、时代与个人

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说“蔚映十代，辞采九变。”在历史的长河中，时代注定影响个人，而人如舟行水上，或沉或浮、有顺水、逆水，一切都是时代决定个人“思想”的行进方向。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乱世打破思想的钳制，乱世也孕育了参差多彩的文化，在混乱的“泥淤”之上，孕育了“百家”。出现了孔夫子以“仁”“礼”行天下，“春秋笔法”以一字寓褒贬，《诗经》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乃是立足社会的现实，扫除一切的虚妄，用沉重的笔力记录当时政治状况、社会生活、风俗民情；这个时代有庄子的“意出尘外，怪生笔端”的想象遨游北冥之远，有孟子的“长于论辩”，凭其胸中浩然之气，吐文气之磅礴、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还有屈原的“香草美人”，生于楚地，采撷巫文化和民间歌谣的花瓣。百家争鸣，各言之言，多姿多彩，开辟疆土，以养后世之学。

秦汉一统，“独尊儒术”。汉朝是盛世，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有着统一于时代的“语言”。被鲁迅称为“西汉鸿文”的《过秦论》，在贾谊席卷天下的气势之下，可纵览一个人所处时代的自尊自信。赋作为汉代的杰出代表，最能代表其时代特征，从枚乘《七发》的辞藻繁复、司马相如的《上林》《子虚》的极尽铺陈，汉赋的华丽辞藻、典丽雕琢，掩不住粉饰太平、铺张扬厉，但同时也彰显了大汉王朝的盛世繁华、巨富宏力。

魏晋南北朝，“自觉时代”。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秦汉一统后，魏晋南北朝进入了混乱、黑暗的时期，但却进入了中国历史上孕育繁盛文化的“自觉时代”——学术门类分化、风格体裁细分、追求审美属性。而在时代的“百花园”中，绝艳的花只能是一种，而非全部。“正始之音”孕育下的“词旨渊永，寄托遥深”，嵇康、阮籍只能行进在不遇之途；“太康诗风”的“繁缛”风气下，“三张二陆两潘一左”文章的内容贫乏、辞藻华丽，只能局限于形式主义的流弊中，纵然有陶渊明诗歌的自然以“平淡中见警策，朴素中见到绮丽”……但真正代表这个时代特征的却是“建安风骨”，时代赋予个人，个人具象时代。曹操诗古直悲凉、气韵沉雄，曹丕诗便娟婉约、文士之气，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以及“建安七子”的风流，让我们见到魏晋风流之中，诗人高昂的政治理想、强烈的个性表现以及人生苦短的哀叹。

大唐盛世，“盛唐气象”。文化是一个时代政治、经济的反映，盛唐的强盛、开放、包容，让人魂牵梦绕、几度梦回。唐朝的文化是喷薄、壮丽的，“盛唐气象”能映照到唐诗王国中的具体的诗人。从“初唐四杰”到“文章四友”，从“吴中四士”到“大历十才子”，没有一个时代，有如此多的文人骚客；韩孟之奇崛、刘柳之哀怨、元白之写实、温李之凄艳浑融，没有一个时代有如此得壮丽、璀璨；这是一个昂扬进取的时代、积极奋进的时代，一个热烈奔放的国度，一个乐观欢快的世界：冥想于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遗世孤独，怀远于张九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美好愿望，激切于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飘逸豪迈；慨叹于杜甫的“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普世情怀，沉思于王翰“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大气磅礴。大唐盛世，以强盛、开放和包容，形成“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大时代，文风、个人也显得更加丰富、多彩。

北宋南渡，积贫积弱。宋代实行的是“重文轻武”政策，文人的地位普遍提高，文化思想在宋代有了大发展，但是这个时代总的特征不是经济文化上的“丰盈”，而是政治军事上的“外强中干”。范仲淹笔下的“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以军事为内容，却没有刀剑的锋利，在时代的车轮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呐喊才是真实；苏轼密州出猎时“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也不是当年孙权射虎，有的只是黄州、惠州和儋州一路坎坷后的“一蓑烟雨任平生”。“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的岳飞，难以实现“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的雄心壮志，“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的英雄豪气，只换得“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当文天祥高喊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时候，“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的孤独背影才是历史的写照。属于这个时代的才能高鸣，屯田、白石、易安、幼安……谁是流星划过，谁是时代的代言？

元代帝国，世俗之曲。元代是中国大一统历史进程中，疆域最辽阔、军事实力最强的朝代之一，而这个时代，在蒙古铁蹄踏遍欧亚大陆之时，留给那个时代的“文化空间”却不宽敞。由于统治者的政策，汉人地位低下，文士不遇，上不得庙堂，便进入江湖，其在文章的反映上是接近于勾栏瓦肆、贴近世俗之生活。关汉卿的戏曲雅俗共赏、白朴的故国之思、身世之悲，马致远的“归隐叹世”、歌咏爱情，以及王实甫的《西厢记》、郑光祖的《倩女离魂》，用元曲记录时代，反映社会，在历史观照下透过个体的命运沉浮、悲欢离合，蜷缩在大帝国辽阔疆域内的一个角落低吟浅唱。

明代转型，“经世实学”。明代是中国历史上特殊的转型时期——由于工商业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和雇佣关系出现，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进入到明中叶后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市民阶级的壮大和统治阶级的日趋腐朽，思想控制的松动和王阳明心学的流行。嘉靖之后，《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词话》等小说刊印，其他如“三言”“二拍”等文体，开启一个新的时代，而“经世实学”的思潮，致使个体逐渐告别了张扬个性、表露人欲的时代，开始走向理性。这时期文人更重视创作的社会功用。这个文化上的转型，与整个农业文明向着工业文明迅速转变的历史潮流相适应，反映了文学向世俗化、个性化、趣味化，时代对于个体的影响，进而影响了一代人的精神风貌。

清断封建，集一大成。中国文学历史悠久，到了清代已经数度变迁，从而有着丰厚而多彩的历史积累，社会和文化的种种背景，造成了清代文学独具的历史特征。小说如曹雪芹的《红楼梦》即可冠盖古今小说；白话小说如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即“绝响”于讽刺小说之林；文言小说有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即以鬼狐世界话现实；戏曲如“南洪北孔”、论著如《人间词话》《闲情偶寄》，且不用提神韵说、格调说、性灵说、肌理说等清代论诗的主张，桐城派、常州派、浙西派、阳羡派等清词流派，其集大成莫过于郭绍虞所言：“就拿文学来讲，周秦以子称，楚人以骚称，汉人以汉称，魏晋六朝以骈文称，唐人以诗称，送人以词称，元人以曲称、明人以小说、戏曲或制艺称，至于清代的文学则于上述各种中间，或于上述各种之外，没有一种比较特殊的足以称为清代的文学，却也没有一种不成为清代的文学。盖由清代文学而言，也是包罗万象而兼有以前各代的特点的”这段话，也许是对于清代时代最好的概括，故而产生了如此集大成现象。

从春秋战国到清代封建社会的结束，历史更迭，文质崇替，反映了时代之下的个体基于历史大背景的“创造”，也反映了个体精神与与时代精神的“联通”。